书痴是我给李书山起的绰号。
　　李书山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又是我所见过的最喜欢看书的人。
　　我在矿中上班时，离家八九里路，中午一般不回家，饭后就在教工单身宿舍午休，学校里像我种情况的人一共十多个。那一年，单身宿舍特别紧张，学校就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安排在了两个房间里，床铺也换成了上下两层的那种，我那个房间住了七八个人，我住在上铺，李书山恰好住在我的下铺。从此，我和李书山渐渐熟悉起来。
　　李书山大我十八岁，身材矮小，不足一米六。按说，我和他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交流起来难免会存在一些隔阂，可是，由于他性格开朗，不拘小节，我和他在一起反而感觉特别轻松，又因为他喜欢看书，读过许多名著，我们在一起总是能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谈笑甚欢。我经常会忘记他的年龄，对他直呼其名，说话更是随便，而他从来不介意。细想起来，他是唯一一个能让我直呼其名的长者。
　　午睡之前，李书山喜欢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两眼一合，就起了鼾声，而书还举在手里一动不动，过一会儿，书从手中滑落下去，啪嗒一声，将他惊醒，他止住鼾声，睁开眼睛，捡起书，再继续看，如此三番五次，才肯彻底睡去。我从来没见过对书如此痴迷的人，感到很是惊奇。虽然我也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但是看一会儿累了，就扔了书睡去，与他完全不能相比。于是，我便常常开玩笑叫他书痴，他听了总是哈哈一笑，依然故我。后来，我渐渐习惯了他这种行为，不再叫他书痴，但是我一直认为，“书痴”这一称呼非他莫属。
　　虽然我和李书山相处比较融洽，但是他也有让我讨厌的一面——他喜欢吸烟，还有个吐痰的毛病，单身宿舍里像他这样的人有好几个，他们经常把房间里弄得烟雾弥漫，痰迹遍地，我一直在默默忍受。后来，学校改造了一批旧平房，单身宿舍又一下子变得宽松起来，学校决定把我们这些人调整成两个人一间房子，可以自由结合，于是大家纷纷物色适合自己的人选。一开始，李书山提出要和我一个宿舍，我断然拒绝了他，理由是他既吸烟又吐痰，我受不了。过了几天，他又一次找到我，态度诚恳地说：我不吸烟，不吐痰，你愿意和我一个宿舍么？他这样说，恰好我还没有找到同住的人，马上就同意了。果然，自从我们两个人一个宿舍之后，他再也没有在宿舍里吸过一次烟、吐过一次痰。
　　相处日久，我渐渐了解到了李书山的一些不寻常的经历，我发现，他的这些经历又每每与书密切相关。
　　他从小好读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且口才极好，会讲很多故事，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喜欢倾听的小伙伴。他个子虽不高，却有一颗聪慧的脑袋，有人好奇的问他为什么能知道那么多的事情，他说他的脑子里装着很多很多书，听的人就忍不住用手去摸他的脑袋，他却发了脾气，大声说，他身上任何部位都可以摸，唯独脑袋不能摸，因为这样摸来摸去，很容易损坏里面那些书。
　　从小学到中学，在老师和同学眼里，他一直是个博览群书、思维敏捷的活跃分子。1966年，他高中毕业，在老师的鼓励下，准备报考当时的北大哲学系。可是，偏偏就在那一年，文革开始，高考制度被取消，他被推举为红卫兵造反司令，率领着一大群人，肩背绿挎包，臂带红袖章，开始了革命大串联活动，曾数次去北京接受领袖的接见。这期间，每到一处，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设法收集一些书籍。那时候，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无序的状态，很多珍贵的书籍被烧毁，让他很是无奈。有一次，他去北京，为了不虚此行，竟突发奇想，一个人闯进了人民日报社，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办公桌上抱走了一大摞书，搞得那些工作人员目瞪口呆，没有一个人拦他。
　　不久，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又被划为黑五类。上台挨批斗时，有人知道他特别喜欢书，故意恶作剧，把从他家里搜出的一大捆书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台下群情激昂，喊声震天，他在台上缩成一团，脑袋被书压得深深低下去。那些年里，他在矿上下井挖煤，进行劳动改造，无论多苦多累，业余时间从来都是手不离书，主要是看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
　　文革结束后，他先是被安排去矿校教书，然后又顺利考入一所师范学校。上学期间，由于他知识广博，文化功底深厚，所到之处，只要与人谈论起一个话题，总是能广征博引，口若悬河，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一时间他竟然成为学校里的一个热点人物，班上有一位漂亮的姑娘也因此爱上了他，经常找他，向他请教书本上的一些问题。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还是单身一人，按说正好可以解决婚姻问题，可是他竟一点不当回事，那姑娘每次来，他都不冷不热，只管跟她谈论读过的书，其他一概不谈。毕业之后，那姑娘依然常来找他，他依然是只谈书，不谈情爱。他以为那姑娘最终会离他而去，谁知那姑娘漂亮而强悍，竟然找到他的父母给他施压，最终嫁给了他。
　　结婚后，他有了一个儿子，儿子两岁时，他开始教儿子认字，儿子四岁时，他开始给儿子读中国古典名著。儿子上小学时，恰好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王冕画画的故事，老师讲到王冕的隔壁邻居，他的儿子立即举手说：我知道，那是秦老。老师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儿子回答：小时候爸爸给我读过《儒林外史》。这件事在学校里一传扬，让他和儿子都很是风光了一阵。他曾经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考入北大哲学系，可是，后来他儿子考大学时却选择了理科。
　　他做教师这些年，几乎每年都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可是，由于文革初期他当过红卫兵造反司令，成为一个抹不去的历史污点，导致他屡遭冷落。在教学中，他本来是个公认的全才老师，数、理、化、史、地、生、语文、政治无所不能，谁知道，他却因此变成了一个补丁，学校里哪个学科临时缺老师，他就去教哪个学科，几年下来，他几乎教遍了所有学科，而职称却一直是最低的。那一年，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他竟然又成为被淘汰的人之一。另外几个被淘汰者一气之下从此不再上班，而他照常上班，直到几个月后又重新上岗。遇上这么些倒霉事，他却从来不在乎，一有时间，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看的如醉如痴。
　　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以中外名著为主。有一段时间，他开始研读《金瓶梅》，买了很多种版本，几乎都是盗版，比较便宜。他把各种版本进行比较，找出不同之处，甚至还改了很多错别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金瓶梅》中有很多淄川方言，《金瓶梅》的作者有可能就是淄川人。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读《金瓶梅》，颇有同感。作为淄川人，我们都为这个发现而兴奋不已。有一天，他从书摊上买了一本研究《金瓶梅》的论文集，发现《金瓶梅》中的“淄川方言”早有专家论述过。我俩看了都哈哈大笑，同时也有些许遗憾。后来，他把那本研究《金瓶梅》的论文集送给了我，我把它收藏在了我的书橱里。
　　我们在一个宿舍里住了很多年，后来学校的单身宿舍更加宽裕，他就一个人住到了一个房间里，对此我很理解，因为这样对于他来说也许更方便一些。相处这些年，我早就和他成为忘年之交，我经常去他的宿舍里看看，他也经常来我的宿舍里坐坐，我们交流的内容还是以书为主。在我眼里，他永远都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离不开书的人。
　　企业学校转地方那一年，他退休了，我也被调整到离家较近的一个小学里，从此，我们难得相见。偶尔，我会在公园里遇见他，知道他每天都去一个文化中心的阅览室读书看报。他跟我说起时下一些社会热点，还是那样健谈，滔滔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