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买了本董桥的散文集《董桥七十》。去年，曾编过《旧时月色》的胡洪侠，为董桥选编了这本集子，作为七十大寿的贺礼，入编此书的文章，均为董桥写父执、写师友、写同辈的文字，选编者的意图是想编一本略有“七十自述”格局的新书。
　　
　　喜欢董桥的文章已经好多年了，所看的书其实并不多。在这些看过的书中，发现董桥写过不少苏州人，或者与苏州有关的人，古人、今人都写过。这似乎绝不是偶然的事。自古以来，苏州便是人文荟萃之地，是中国文化的后花园，苏州的园林、书画、盆景、美食、手工艺品等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应该是董桥对苏州情有独钟的原因吧。
　　
　　《旧日红》里，董桥一开头就说：“我偏偏爱说我是遗民。”接下去的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是最好的注解，他写道：“劫后的意识形态，值得依恋的正是这些残留的旧时月色，跟卧薪的忧郁倒是没有干系了。不必效魏国管宁之安复社稷，不必效徐广收泪抱怨‘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那些都是末期政治消渴病人，喜欢隔帘偷窥新贵的宠妾，为了撩来蹁跹的绮思。文化遗民讲品味，养的是一丝傲慢的轻愁：急管繁弦杂梵声，中人如梦又如醒；欲知此夜愁多少，试记街前长短更。”
　　
　　文中提到的萧姨是苏州人，“常年穿着浅色丝绸旗袍，花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帖，圆圆的发髻永远插着一枝翡翠发簪，宽宽厚厚油绿得谁也舍不得雕琢，只沿着四围阳刻一道细致花边。”萧姨年轻时嫁给一华侨富商，守寡多年，家产全靠独子张罗，生意越做越红火。“萧姨天天拜佛画画吟诗吃燕窝，细腻的粉红肤色衬着精巧端庄的五官，简直钱慧安的淡彩工笔仕女。”
　　
　　当年，一帮鸳鸯蝴蝶派文人在苏州发起组织的星社，许多骚人墨客都是萧姨父亲的朋友，萧姨家里因此藏了一柜子清末民初大小名家的精品。
　　
　　萧姨的家在郊外，深院大宅草木葱茏，荷兰洋房的大厅里挂着颜文梁的巨幅油画，画的正是江南水乡风景，一座小桥两边树影人影都在动，只见“小船过处，滟潋的灯影顿时浮起宋词元曲的娇韵。”董桥的老师亦梅先生笑着说：“那小窗里该是小红低唱之处了！”萧姨情不自禁地念出好嗲的苏白：“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偏厅的墙上挂着的条幅上落款正是松陵赵眠云。
　　
　　董桥的文章里有一段关于赵眠云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介绍，写得很详细：“赵眠云收藏折扇两千多柄出名，吴江老家原是富户，从小享尽荫下之福，天天过着旧社会裙屐风流的雅士生涯。到了家道中落，夫人中年下世，只得离开上海迁回苏州，境遇越见窘迫，卖字卖画换饭吃，咳嗽、气喘、脚肿，负病多年，终于支持不下，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岁去世。听说，萧姨娘家跟赵眠云熟，跟鸳鸯蝴蝶派作家画家也熟。我在她家后园书斋春绿馆里果然看到不少张善孖、陈迦盦、陶冷月、陈巨来、朱其石、钱瘦铁、江小鹣的作品，还有严独鹤、蒋吟秋、范烟桥、程小青、徐枕亚的书画扇子。”萧姨的父亲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一看这一连串的名字便可知道。
　　
　　在王韬的《漫游随录》中有一篇《香海羁踪》，记述他1862年初来香港的心情，文中说：“翌日午后抵香港，山童赭而水汩淢，人民椎鲁，语言侏离，乍至几不可耐。”尽管所住环境不错，“居在山腰，多植榕树，窗外芭蕉数本，嫩绿可爱”，但还是无法适应，常常思乡。夜里写家书，听到“隔墙忽有一胡琴唱歌者，响可遏云。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可见王韬当时的心情很差。这一年，王韬化名上书太平军，表示支持并出谋划策，被清廷指为“通贼”，要逮捕他，只得逃亡香港。后来，协助英华书院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并有机会两次出国，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从那时开始，“生活工作渐渐安定，心情慢慢好起来，在香港一住竟五年。”
　　
　　居港期间，王韬曾两次出国游历，考察英、法、日等国，加深了对西方政治、文化、技术的了解，形成了改良思想。1874年，《循环日报》创刊，王韬任主笔，该报是中国人办的最早的日报之一。王韬和他的同仁们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评论中外时事，抨击封建顽固势力，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提倡学习西方、变法自强。
　　
　　董桥在《王韬的心情》一文中说：“对中国，他期望的是经济建设：‘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在伦敦画馆留影背后，王韬题了一首七律，其中一联是：“尚藏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董桥认为：“虽然不是什么佳句，气节是有的。”董桥对王韬的“书生本色”还是比较欣赏的，他说：“王韬一生论政是不是足以代表‘民意’，很难说，字字都是他‘心情’的写照倒是真的。”
　　
　　《风雨故人来》一文中，董桥提到了寒山寺的诗碑《枫桥夜泊》，原碑是文徵明写的，清代毁于战火，后请俞曲园重写。抗战中，日本人起了盗宝之心，用新钟换了旧钟，诗碑也被扛到东京陈列馆里。民国三十六年，有一天，河北张溥泉去看吴湖帆，吴湖帆忽然想起张溥泉也名张继，就叫他补写诗碑，张溥泉欣然答应，题了诗，还写了一段跋文说明书写经过。这个故事好像郑逸梅先生也说过。董桥曾跟着做古玩字画生意的舅舅学了不少古旧知识，说他舅舅店里家里简直像美术馆，“有一阵子文徵明挂了七八件，都是真迹，都是精品，美轮美奂。”
　　
　　六十年代，董桥定居香港，迷恋上了清代砚石，闲时到处搜寻，“梁绍壬笔下旧砚品评尽管不多却也让我痴情倍浓，卷六写端石五美成了我辨认佳砚的指南。”他虽然无福得到顾二娘制作的砚台，但有一块清代浴鹅端砚也很珍贵，他的老师亦梅先生看了也说，没有顾二娘有这块也值了。董桥的《两般风雨》中写了顾二娘，说《两般秋雨盦随笔》把她和名妓脱十娘写在一起，一人配一句诗，“顾二娘那句是陈句山的‘谁将几滴梨花水，一洒泉台顾二娘’，加小注说她是吴门人，善制砚，住专诸巷。”
　　
　　董桥喜古玩、爱书画，苏州和苏州人自然是无法绕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