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社长曾经是我们村子里大集体时代的社长，包产到户后还是，他这个社长一当就是几十年，当社长的年程比国家干部的工龄都长，因此，无论他现在当不当社长，只要一见到他，“社长”这个词语就从脑子里自然而然的蹦出来。
　　
　　老社长如今已七十多岁了，曾经魁梧的身体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因为背驮，走起路来身子前倾，岁月的沧桑烙印般刻上了他的额头，脸上的皱纹就像地里的犁沟般深深浅浅，曲曲折折，纯白的头发稀稀疏疏，一身脏兮兮的蓝布衣服已露出了磨破的茬儿，黑绒布鞋上几个脚趾的地方外面的绒布已磨破了，露出里面浅蓝的布层，已不多见的旱烟锅斜斜地捏在手中，金黄色的铜杆儿磨得亮晶晶的。
　　
　　老社长还住在塬边七八十年代修建的一半是窑洞一半是土木结构房子的院子里，崖头上长满蒿草和顺崖壁扯着长长的蔓的植物，麻雀叽叽喳喳地在上面飞来飞去，房顶的瓦片由于天长日久的缘故显得参差不齐，上面长满了苔藓，花白的鸟粪洒满房顶，房脊中间裂了一指多宽的缝子，门窗上蓝色的油漆斑斑驳驳。透过窗子的玻璃，可以看到老伴正在斜靠着被子，慢腾腾地做着针线活儿。伙房位于崖面正中间的窑洞里，窑顶上被经年的烟熏得油黑发亮，靠近门的地方安了一个大黑红柜子，摆设与八九十年代基本一样。
　　
　　老社长曾经有一个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在家里劳动。因平时对儿子较为溺爱，事事总顺着他，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儿子便破口大骂，有时骂些十分难听的话，从不分场合地点，不像子女所说的话，令老社长十分难堪。庄村邻舍的人都劝他孝敬自己的父母，别骂那些难听刻薄的话，他就是听不进去。前几年外出打工时不慎从建筑工地的高层上摔下来，钢筋从后背刺穿到前胸，没有抢救下来。
　　
　　失去儿子的老社长显然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当别人都已经从塬边搬到公路两旁，盖起了小康住宅，他仍然住在二十多年前的老地方，与老伴相依为命，很少与别人往来，即就是庄子里过红白喜事，他也不到人堆里去，总是沉默寡言。农闲季节，每天大多时间总低着头，抱个旱烟锅“叭嗒叭嗒”狠狠地抽，任袅袅的烟在他面前缭绕。
　　
　　看着他，我的思绪飞回到从前。那时，老社长的身体很强壮，在我们村子当了几十年的社长，每当村子里有什么事情，他总是第一个通知大家。记得我那时还在上学，假期里，全村人集中在一起修农田，那时还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去修。我和哥哥跟着妈妈来到修农田的地里，只见陡峭的山地被人们你一块我一块割成了豆腐块，待到我们家那一块挥锨舞镢、汗流浃背地修完时，便叫社长前来验方。只见他一手拿卷尺，一手拿笔记本，十分认真地丈量长宽高，不管谁让他多量一点点，他都笑着拒绝。那时，在我们的心里，他就是最大的官，谁家修了多少方土，谁家年终决算一共积了多少工分全掌握在他的笔下。
　　
　　几十年过去了，尽管他现在已不是社长了，还因为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十分清贫，但在我心里，他依然是一个官，一个很大很大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