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彪老师已经去世了……”妈低下头说了一句，菜锅兀自“咕咚，咕咚”地冒着热气。

我停下筷子沉默片刻：“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你退伍前一个月，你刚回来大家都高兴也就没和你说。”妈搓了搓鼻子，“他走后没几天，母亲也一起去了。”

我没再多说什么……

王老师是我第一位老师，也是我真正接触过的唯一一名山村教师。我初次和他见面只有五岁，所以第一印象已经不太真切，记忆中，二十多岁的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面容秀气而亲切。如今那所学校已经破败不堪，只有白墙上“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还未完全脱落。当时一个教室里却聚集了周围三个村子一到三年级的所有学生，他要把黑板分成三块，轮流教授全部课程。有时他向学生提问，高年级的同学会趁他转身写板书时代替别人回答。

教室隔壁是乒乓球室，打乒乓和跳皮绳是我们最时髦的两种运动。本来还有足球，但没有球场，只能到小山包上的晒谷场踢。通常不到三天，我们“无招胜有招”的脚法就会将球踢到荆棘丛中扎漏，老师连买三个球后终于决定不再浪费工资。

他自己则有一间十几平米的卧室兼办公室。到了上课时间，他从那间小屋跑出来一路喊到外面的山坡才能把所有的小屁孩凑齐。对我们来说，那间小屋是让人敬畏的，因为所有的课本、试卷都从那里带出来。但放学后我们很喜欢它，因为里面会传出悠扬、欢快的竹笛声。学校废弃以后我曾偷偷跑进那间屋子，从书桌里找到一本人体素描，看得尚且年幼的我面红耳赤。

我对他的私生活了解不多，只知道有一个体育老师会偶尔骑摩托上山看他。漂亮的师母当时还没有嫁给他，但经常用一台老旧的录音机教我们唱歌，我们喊她“姐姐”。

有一回我着急跑回去上课，在校门前的水沟绊倒，记忆中鼻血流了好几天。怕血的“姐姐”用颤抖的手替我止血，老师背着我跑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除了父母，那是我感受过最温暖的脊背。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听说村里的小学已经废弃，老师被分到山下的小学，我暗自为他感到庆幸。没有人知道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会来到偏远的山村教书，因为他从来没有向谁抱怨过这件事情。

入伍前我焦急地打听到他的住址。听刚得糖尿病的母亲说，王老师和她一个病房，已经严重到要打胰岛素的地步。但我终究没能和他见面，因为他骑着摩托车去别的村子看望老友了。

他到最后都只是默默无闻，没有励志地变成什么“优秀教师”，也没有传奇地做到“桃李满天下”，更没有动人地入选“感动中国人物”。他很平凡，平凡得让人觉得可惜，觉得命运不公平，但他自己却总是谦卑地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并从中寻找快乐，赢得尊敬。以至于我当时放心地认为他会长命百岁，谁知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悼念。

退伍后的春节，在外地拼搏的年轻人陆续回来，全村都在为他议论、为他赞美、为他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