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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过好多同桌，但是却没有一个同桌像老狼的歌《同桌的你》里唱到的那样，让我心生美好。
我上小学后的第一个同桌叫徐燕，他爸爸在食品站做站长，家境比较优越。她讲话不是很清楚，有点“大舌头”。她妈妈姓马，也在公社（那时不叫镇，叫人民公社）上班，主管计划生育。由于她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后来又被提拔为公社妇联主任，并受到县政府的表彰。那她是怎样做到的呢？她强制性的把全公社所有育龄妇女都召集到医院，不管年龄是大是小，只要有生育能力，就个个挨刀，全部做了节育手术。这件事在现在看来，有失人道。但在当时，人们也是敢怒不敢言。计划生育是国家政策，谁敢违背啊！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是1979年才开始建立起来的。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之间的10年里，我国的妇女生育率从6.0左右下降到3.0以下，其变化之快乃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到了1990年，国家又开始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各地区为了更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就从当地学校抽调了许多骨干教师帮助调查，我父亲也在其列。有一天，他到泡子镇铁道南郭家屯去做人口普查。来到一农户家，赫然看见炕上有坐着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正在给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喂奶。看那年纪，这孩子应该是她的孙子才对。但又不像，因为她正在用母乳哺乳。看见来人，她马上站起身来让座。我父亲就好奇地问：“这孩子是你儿子吗？”妇人骄傲地说:“是我儿子。我大儿子19岁那年被火车撞死了，那年我都44岁了，我老头快50了。因为年轻时就做了节育手术，已不能生了。奇怪吧，这是后来到沈阳医大做了输卵管修复术才有的孩子。这罪啊，真没少受。”说到此处，老妇人还忍不住泪水连连，点着孩子粉嫩的小脸说：“为了要你容易吗……”回来之后，我父亲就将这这件事说给我听，我也连连称奇。
徐艳还没到二十岁的时候，她妈妈就遭遇车祸去世了。徐燕被她在部队的老姨接走，当了女兵。刚上小学时我们的班主任姓杨，是个马上要退休的老教师。因为老，所以有些“老眼昏花”，连海燕和徐燕的长相都分不清。那时我是个上进心比较强的小女孩，事事不甘趋于人后。杨老师上课第一天教的汉语拼音a、o、e，我很快就掌握了。我因为第一次学知识很新奇，午休没事的时候就拿着老师的粉笔在教室窗下的石头上练着写。刚巧这一切都被走过来的杨老师看见了，当然在场写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谁我忘记了，但绝没有徐燕，只有一个叫燕的，那就是我海燕。当日下午杨老师就在班会上表扬了徐燕，而徐燕也没加辨白，坦然的接受着老师的表扬以及同学们的赞赏。明明是我，老师却张冠李戴表扬徐燕，令我很不舒服。小孩子，因为一件说不出口的小事，便开始不再喜欢她。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没我好，所以我在她面前一直是骄傲的。这以后考试，当她歪过头来抄时，我都用双手挡住。也拒绝要她递过来的糖果。还好，过了不长时间，杨老师退休了，新换的班主任重新调位，我俩就不是同桌了。
新换的同桌叫刘香艳，可惜的是，她这人既不香也不艳，是个脏兮兮的头上爬满虱子的女生。我妈总是将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连指甲和鼻孔里都没有一点脏东西。上课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个虱子在她垂着的头发丝上爬来爬去，浑身跟着就奇痒无比。当她靠近我问问题时，我吓得要死，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真怕她头上的虱子会爬到我身上来。为这事我回家跟妈妈哭过好几次，也祈求过老天很多次，却惟独没敢跟老师提，让她离开我。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她离开了那所学校，不知去向。我后来虽然摆脱掉了她，但她却用她的独特，固执的占有了我的一部分记忆，总是挥之不去。她原本不丑的，但因为太脏，所以很让人讨厌。但这也不能怪她，该怪她妈妈不好好打理她。
第三个同桌叫李艳红，一个学习不怎么好的女生。她是一段让我捧腹大笑的记忆的主角。那是二年级下午的一节自习课，老师留完作业之后就出去了。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突然李艳红憋不住放了一个屁，她的这个屁可不是当当两声就完事的屁，而是像胡琴，突然拔到很高的高度，又迅速跌落下来，打了好几个旋，才慢慢地戛然而止。许多同学都被这一连环屁给镇住了，回味了好一会儿才哄堂大笑。在场面甚是火爆之时老师突然走了进来，那时同学们还没来得及闭上已经完全裂开的大嘴，都僵固在那里。老师见此情景，非常气愤的问：“是谁在耍怪态，给我站出来！”这时所有同学的目光都齐刷刷的望向李艳红。李艳红满脸通红，缓缓站起来，小声的说：“老师我错了，我不该没得到你同意，随便在课堂上放屁。我也使劲憋了，可是真没憋住。您就原谅我这次吧，下次我保证不再犯了。”听到此处，老师也忍不住呵呵笑了两声。小学毕业后再没见过她，嫁了谁，生活的怎样，一无所知。
第四个同桌叫杨春红，我常到她家和她下军棋，算是我的棋友。她学习没我好，但却是个超级玩家。她下的棋，刁钻诡异，令人防不胜防。我常常被她杀得片甲不留，颜面尽失。他爸爸在乡政府开车，妈妈是个家庭主妇。她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她家院子里有一棵大大的杏树，每到夏季，树上坠满橙红的杏子，让人看着很眼馋。她妈妈就将被风刮落的杏子捡起来，洗好后，用篮子盛着，拿给我们吃。而树上的，她都会小心的摘下来，拿到集市上去换钱。她们家孩子过年时穿的所有衣服都是她妈妈用手针缝制的。我过年时穿的衣服都是我妈求人用缝纫机缝制的。她妈妈会过日子，所以从不求人。我觉得她妈妈土气，都挺大岁数了，还梳着两个麻花辫。不像当地妇女那样，都喜欢将头发烫成俏丽的短发。她男人可以将汽车玩得团团转，而她却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她很邋遢，她家里的东西总是乱七八糟的，永远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却没有找到的样子。后来她和我一起上初中、上高中，但却没跟我一起上大学。她算是学校里最刻苦的一个，经常把头都学得生疼，但考试成绩却往往很低。她后来嫁给了我初中校长的儿子做老婆，听说也不幸福。
王艳松，是个相当调皮捣蛋的男孩。经常因为不完成作业被罚站。我是要强的人，从小就是，班里有两个完成作业的，一个肯定是我。老师安排这样一个不出色的男生做我同桌，令我感到很耻辱。倒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以后他学习成绩一直没有提高，老师会责难到我身上。老师将他放在我身边的目的就是让我多多帮助他，别拖班级后腿。连老师和他爸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小孩子，又能帮助他什么呢？我能做的帮助，无非是趁早晨老师还没来检查家庭作业之前，将作业借给他抄，或者帮他做，好让他免受罚站之苦。后来他成了我的表妹夫，在镇政府上班，人变得规矩端正多了。见了面还知道管我叫大姐，这让我很受用。要知道，上学时他可从来都没这么尊重过我。
“当春风吹醒了湖面，当阳光撒下了温暖，我们踏着青青的的小草，默默地来到烈士墓前。伟大的人民英雄啊，请听我们真诚的誓言……”许多年过去了，这段在烈士墓前吟诵的诗句却依然印刻在我心里。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们从青涩走向成熟，又将从成熟迈进枯黄。最初让我心仪的男孩就是和我一起站在烈士墓前，吟诵上面这段诗句的男孩。他叫齐国胜，是我的第六个同桌。也是和我同桌时间最长的一个。我俩的名字曾经好多次出现在上学路经的电线杆上。内容是，“海燕和齐国胜好”。那时他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小学三年级以后，男女生就不再同桌了，但那时我班三十四人，刚好女生和男生都是17人，所以势必得要有一个男生和女生同桌。我们人虽然小，但都是对异性敏感得厉害的年纪，所以嘴上谁都不愿意与异性坐同桌，仿佛只要做了同桌就像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看大家都不主动，老师只好说：“班长和学习委员做个表帅，就你们俩坐一桌吧。”他就这样做了我的同桌。不知道他当时的想法如何，我可是很欣喜的。他外表整洁，长相清秀，学习比我还好，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他可比我前面那几个同桌强多了，看来苍天还真听到了我的祈求，终于对我开眼了。我知道有许多女同学都想和他坐在一桌，只是没人好意思说出来而已。后来他、我还有杨春红都一起考上了大固本蒙初中，他的总分比我还多出几分。后来又同时上了高中，因为不同班，也一直没机会再说过话。初中时他总是默默跟在我身后，只是不知道是否有矛盾在心头。高中时他早恋，所以没考上大学，毕业后就回老家做了农民，至今都是。真替他惋惜，这是小学时唯一一个比我学习好的同桌。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走什么样的路，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别人说了不算，一切还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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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