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很窄,不过一间板门的宽度。残存着的两三间铺板门店岌岌可危,昔日黄黝黝的板材,如今败落得几欲找不见纹路。户枢早已磨蚀,几道铁箍捆绑着,拼接而成,虽然开关自如,但仿佛一直在病着。每每“至三鼓,门外啾啾有声,户枢拔矣”,煞是热闹。那些年,这条街通往北门下洼的菜市,称作“上拐头”。 我不知道这位老太姓啥名谁,这条街,我熟悉。每年的夏季,父亲总会给予我一个姊妹们可望不可及的待遇,那就是把我送来这条街过夏,即使正月间拜年,我也拥有多待些日子的特权。 与北外街连通的叫六德街,我的大奶奶家就住在这里。那是一条油光的廊道连着的四小间木结构瓦房,再往里面走,和一户崔姓人家共用一方小院,也是两家唯一的采光天井。大奶奶家的光线很不好,没有向南的窗户,阴漆漆的土地坪,黑乎乎的木柱子,几张毛主席画像蜡黄蜡黄的,唯有半空中挂着的电灯泡煞亮。 大姑一家住在七里站方向的伞厂,很少回来。大爷爷辞世后,大奶奶多在阴暗的屋里孤寂地生活着。我的到来,似乎也看不到她多大的高兴劲,至少可以陪她老人家说说话,陪她一起上菜市买些小菜头,捡拾一些掉落的柴草,她甚至不落下街边的秸秆屑。大奶奶烧着土灶,生活显然很拮据,在农村长大的我,倒是可以为她点火添柴,这点,她很高兴。 那些年,时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些事情的巧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和大奶奶同出共进的那户人家,有一位名叫崔卫国的大哥哥,竟然奇迹般地下放到我们村子里,偏偏就住在我家屋后的学校里。我实在记不清他能干些什么农活,貌似能下田插秧。我的父亲时任生产队长,应该给了他不少优待。他还有一个妹妹叫崔明华,和哥哥一样的胖,时不时地也去看望其哥哥,带去一些花花碌碌的纸糖,吃得我们的嘴像抹了蜜,一声大哥一声姐,剥下的糖纸也成了宝贝,馋得队里的小伙伴们跟从了几里地。可是,每年我去到大奶奶那里,却不见到他们的糖果,甚至很陌生。 在北外街与六德街的交叉口,有一座旱厕,是我记忆最深的、也是保存年头最久的建筑。那时的城里人都是使用木制的马桶,笨重,味浓,我却用不来。一到天亮,很多人都是疾步赶往这座旱厕,端起马步,先是咳嗽几声,清开了嗓子,接着便开始酣畅淋漓一番。男女之间的隔墙没有全封闭,顶尖上挂一灯泡,铁丝网包着,两边共用一个灯,彻夜不灭。后来,周边的老式房屋陆续拆迁,唯有这座厕所依然保留,直到2012年才在不舍中夷为平地。 这条街的对面已经开发了,新建的高楼与这边很是不搭,一溜的竹篱隔着两个世纪。不曾料到的是,我的房子也买在六德街上,只是改换了街名罢了。 早早晚晚地,我们都要穿过这里,去河边散步。现存的一家小商店,摆着几包烟酒和几瓶无人问津的饮料,生意惨淡。那个理发室里的几把木椅漆迹斑驳,正在被当今的牌桌挤退到了一边。一户铁器具店,杂七杂八的刀具、火剪都生了锈,即使摆出板门外,也卖不出几件。还有一位算命先生,两个醒目的“算命”大字挂在当街的线缆上,会算出有今天吗?那些青砖灰瓦,如今都躲进了狭窄的拐巷里,不少陪读的家长进进出出。房银低廉,好出租,便是这些低矮潮湿的古上祖业创造出的新生价值。 夏荫里,冬阳下,总有几位耄耋老妇坐在街头,于来来往往的噪杂里,带着一脸的陌生,审视着裙角飞扬。而后,一个漠然回头,沧桑向远。任凭风华褪尽,依然在街头,跟着黄昏与红霞,守着风雨摇曳的家门,过着葱蒜般俭朴的日子。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