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们那里的山怎么就那样多，近看是山，远看还是山！远看连绵不绝，深黛一片；近看巍然耸立，郁郁葱葱，青翠欲滴。
　　
　　曾记得，每到山花烂漫的时候，河里的鱼儿也游得特别的欢。微风拂起，阳光下清澈的水面上便会泛起粼粼波光，到河边随意往哪儿一站，也可以窥见鱼儿成群结队地嬉戏游玩。还记得，那个发光发热的硕大的火球总是从东面的山后钻出来，而后又慢慢地从西面的山边沉下去——就是这难以数计的日升日落，把儿时的光阴和故园的记忆远远地甩到了我和弟弟的身后。
　　
　　如今的弟弟，已出落成一米七几高个儿、西装革履的小伙子，我们也都有了各自的事业。但来自故园的那一缕缕季风，又掀开了那本尘封的日历........
　　
　　家里第一次搬家，尽管弟弟只有不到20斤的力气，却还是非常积极地跟着大人一道忙活，扛着扫帚有些蹒跚地走在小径上。
　　
　　这时我已能记事！
　　
　　无忧无虑的年龄，绝对的无忧无虑。
　　
　　春天，我们姐弟一块儿去看附近的牧童放牧，却不知牛儿为什么那么喜欢啃食青草。顽皮的弟弟倒是十分乐意用笔帽作“无声手枪”去逗牧童的妹妹，吓得她大惊失色。和我们在一起玩儿的孩子中，当数那女孩儿最小，所以，包括她哥哥在内，大家都以逗她为乐。趁其不备时突然提高嗓门儿急急地喊一声：“哎呀！你的背上有条毛毛虫”什么的，吓得她直叫，急得在原地直打转转儿也瞧不见自己的背。这时，大家便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与那群农家孩子在一起，我和弟弟便成了乡下的“城里人”，他们凭着跑的熟地多的经验，领我们去摘野草莓、山梨籽儿，为我们采来大把大把的樱桃花，然后再一起玩儿，一起闹，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游戏。
　　
　　夏天，下河捉螃蟹也是一件乐事，既有收获的喜悦，也可以戏水消暑——尽管只能在浅水的河滩上转悠。我提着装蟹的塑料袋，弟弟轻装上阵，捷报频传。这时的弟弟已表现得有些勇敢和能干，而无需我的照料、呵护。
　　
　　不知不觉中，我和弟弟都已先后跨进了小学的门槛。回到家中比赛唱歌便成了我们的又一活动内容。隔三差五，我们家所在的单位里就要放上一场露天电影或职工业余文艺表演，我们便也从中了解到了一些新的东西，知道了“白毛女”可怜，“黄世仁”可恨；知道那宣传队里报节目的叔叔把“下一个节目”说成了“下一个鸡母”。同时，也学会了不少电影插曲或主题歌。记得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时，弟弟总是用方言吐字，听起来非常别扭。每当这样的时候，比他早两年上学的我便有板有眼地给他纠正，示范普通话的唱法。
　　
　　他比我矮出一个头，走路时他在前我在后，我总喜欢扶住他的双肩，托着他走，感觉那样舒服，特别是在放学后一同回家、觉着肚子有些饿了没有精神的时候。他从不反抗，不知是觉着那样亲切还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转眼间，我们都已长大。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已高出了我一个头，我再也不能用双手去托住他的双肩走路。但是有一点没变，那就是对音乐的共同的爱好。
　　
　　他的嗓子已由儿时的童音蜕变为浑厚的男中音，再也不必由我来纠正吐字。而且，在唱歌的同时开始试着自己写歌。以至于后来我们都走上了一条与音乐紧密相关的路子。他利用业余时间不停地写，不停地画。我在生活的画布上描摹着自己的人生。
　　
　　烦闷时，听上一支优美的乐曲，一切苦恼与愁烦便会在音乐中一点点地融化、冰释，到最后留下来的便只是深远明净的蓝天和洁白无垠的雪原。这是一种令人流连忘返的绝妙的境界!
　　
　　但是，月工资只有40元左右的我，却又不敢奢望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录机。于是，一有机会就去附近学校拨弄那架破风琴。有时，弟弟也一同去。
　　
　　直到后来我有了一把重（chong）音口琴，便常沉醉于“高山流水韵依依”的景致，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纷争，仿佛置身“清风送爽、鸟语花香”的景致。对于口琴当然也就爱不释手，呵护有加，不用时擦拭得干干净净，然后用一条方格手绢包着。
　　
　　被我珍爱的口琴同时也被弟弟相中了，他也想要，并直接开口叫我给他。在那年月，40元左右的工资，要包括自己的吃穿住行和对老人适当的孝敬，拥有一把重音口琴已不是一件易事，因而我拒绝了他，理由就那么简单而固执——我也需要！
　　
　　许多年过去了，那把口琴还完好无损地摆放在我的书橱里，现代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口琴早已被五光十色、流金溢彩的文化娱乐所取代。弟弟也已冲出山门，闯出自己的世界，并购置了键盘乐器——钢琴。但每当看到那把口琴，便不由得想起那些珍爱口琴的岁月和对弟弟的深深歉意。尽管自己曾尽可能地给予他以温暖和关爱，还是自责自己为什么就没有作一点儿牺牲把口琴给他，或者在后来的时间里省吃俭用也给他买一把，为什么那时就不懂得弥补心灵的焦渴远远胜过了为他织几件毛衣？
　　
　　这事儿我不知道弟弟是怎么想的，或许他早已忘记，但这“琴结”于我却至今也未能释怀。
　　
　　前路漫漫，故园季风又吹来。

【责任编辑：男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