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同市修复古城的北城墙。清理北门附近已毁城墙的墙基时，就倒出很多废弃的古砖。一位爱好收藏一直紧盯工程并从中获益颇丰的朋友告诉我，个别砖上有字迹，问我要不要。我听了，赶紧跑去捡。还行，在废土堆场，我们找到了几块凸印着“洪武四年某月”等楷迹的厚重大砖。这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督管军民，砖砌大同城原始而真实的记载。我不专门研究大同的城建历史，但有一个一直没说出过的想法：如果哪天故乡周士庄要建一座砖瓦博物馆，我想，肯定用的着它！
　　
　　真的，故乡的确有资格建一座砖瓦博物馆。
　　
　　故乡似乎没有别的什么能够炫耀，可“周士庄砖瓦”，是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父亲年轻时，曾当装卸工，他们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往火车上装砖，然后运送到北京，支持首都建设。这就相当于被“御用”了。大概首都曾经的“八大建筑”，如人民大会堂等，某堵墙体一定有着周士庄默默、坚强而有力的支撑吧。这在民间，是有着无上的荣耀和显赫的身价的。我不知道明初砖砌大同城墙和修建得豪华的代王府，譬如那座代王府的照壁，全国最大的九龙壁，是否也用了故乡的砖瓦，是否流过《苏三起解》里出生于周士庄的苏三的父亲的汗水，反正，我相信，历史的延续，肯定有着必然的、难以遽然摆脱的、丝丝缕缕的传承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周士庄的砖瓦，毫不夸张地说，惠及了大同市的每一座重要建筑。至今，这里的砖瓦，不仅依然供货紧张，还每每比别处贵上若干。
　　
　　过去，出入故乡的每一条主要路段两旁，映入眼帘的，几乎都是高高凸起的大同火山锥一样的烧砖马蹄窑。这些不知延续过多少年多少代的砖窑，像活火山一样冒着白热的蒸汽，散发出比马尿还呛人的难闻气味。工人们戴着蓝粗帆布披肩披头，在马蹄窑上来，下去，装砖，出窑，再装砖，再出窑。我记事的时候，和泥、脱坯已经机制，不像筒瓦或板瓦那样还得人工操作。工人们把土黄色的、在坯场一行行自然风干的砖坯，一摞摞背进直径约六米的窑里，从底层开始，一层一层码放好，顶上再覆盖一层15公分左右的僵土。然后烧，由烧窑技师烧瓷那样的烧。大约七八天，火候够了，就不烧了。开始洇窑。就是把水从顶部的覆土浸下，直洇到窑里每一块红热的砖都被迫均匀地冷却下来。那窑顶冒出的熏人的白气就是这时候产生的。砖必须洇得都变成青蓝色，抗压强度才上的去。我们叫蓝砖。古代的青砖都是这样子烧制的。如果把砖洇成五花八绿，红的红灰的灰蓝的蓝，砖质还是土坯质，那这窑砖就算废了，回炉重烧也不行，最多是降价处理，大多时候只能扔。故居最初的老屋，只有一件半，其后两旁的几间续建房，都是我们全家人到马蹄窑旁捡这种废砖来砌墙的，毕竟，它要比中间老屋的土坯墙要好许多。
　　
　　但作为制砖重镇的周士庄，原始而简陋的烧砖马蹄窑，在这里也许不能算做什么，最多算是绿叶般的点缀。当时，故乡最重要的标志物，不是古堡、庙院或者其它，而是一根又高又粗让人叹为观止的砖砌烟囱。我们当地人管烟囱都叫做窑硐，管那根粗大的烟囱呢，当然就叫大窑硐。那时，我们村大多人家不仅在家里就可以看得见南面大窑硐直插云天的伟岸挺拔，看得见后来升迁为山西省晋城市市长贺锐当年在大窑硐上绳子悬身写得“备战备荒为人民”几个黑体大字，而且，只要出大同城过御河，上了东塘坡往东瞭望，高耸在遥遥天际的，也只有三十多里外我们周士庄村的这根大窑硐！
　　
　　大窑硐其实就是大同县砖瓦厂烧砖龙窑的烟囱。父亲在世时曾经告诉我，这座龙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一帮犯人兴建的。烧砖的煤从窑顶的火孔添加，循环鼓风，自然抽风，轮转进窑、出窑成砖，不施水浸。砖质坚硬，棱角分明，呈土红色，我们村人习惯称之为红砖。工人们在炽热的龙窑里装窑、出窑。窑门封了，打开，打开，再封住。龙窑从不停歇，产量很高。这在当时中国的制砖业，生产工艺应该也是最先进的。我们当年在村南大土沟上玩打仗的孩子们，经常可以看见，砖厂龙窑附近，集市般的挤满着等待拉砖的汽车、拖拉机，或大马车。
　　
　　那时，我家邻居有个叫曾焕的，是砖瓦厂龙窑的烧砖师傅，村里很多马蹄窑的小砖厂都抢他当业余技术指导。他成天烟卷在嘴上撅着，背操着手，踱着八字步，牛逼得简直超过了下乡干部。他没有多高的文化，但有的是足够的经验和技术，被尊为，“大拿”。
　　
　　我跟砖瓦厂也颇有些渊源。上中学时，我的很多练习本，就是在砖瓦厂当保管的二嫂（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准二嫂）给的封糊龙窑门用的黄粗纸。那些看着虽然不怎么雅观但特别实用的纸张，至今都常常在我心中一页页翻过，翻过记忆，翻出字迹，翻出思想，翻出深刻。因为它们为我的未来，实际上奠定了相当厚实而有力的基础。学校毕业分配不久，凭着钻研、勤奋和热情，我很快就担当了在砖瓦厂部分旧址新建的县工业硅厂最主要的冶炼车间的主任。不久，因为国际市场不景气，硅厂停产了，这时，砖瓦厂厂长的臧文奎主动找我谈话，请我去他那里当车间主任。我思虑再三，最终调去了县委通讯组。其间，由于砖瓦厂生产管理搞得出色，制砖技术取得数项国家专利，多项技术指标荣获全国第一，由是，我的新闻通讯也分别出现在国家、省及市报的显著位置上。
　　
　　二哥现在也在砖厂，在周士庄村北的一家原属国有、现归民营的砖厂当着厂长。更先进的龙窑烘烧技术，年产砖近两亿块，没有了高大的窑硐。砖厂的一切更现代更先进了，但当着厂长的二哥还是常常发愁。前些年，有四川、贵州等地民工还能支撑他们的正常生产，现在，外省的民工已经基本找不到了，本地高价勉强招笼的工人，也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壮年，已经没有哪个年轻人愿意从事这种付出体力付出青春付出健康的蓝领工种。烧砖的技术秘诀也仅仅掌握在他们几个“奔五”或“奔六”的老骨干手上。我现在也在民营企业任职，厂子里面临着同样的后继乏人的窘境。——唉，所有的这些厂子，看样子要和我们一样，头发花白，渐渐老去了。
　　
　　当然，作为最新的市级工业园区，故乡四周的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自然层出不穷。但我总感觉，这些企业各种待遇优厚的招工广告，似乎臭了满街。村里老迈而麻木的人们，大多看都不屑一看，仅仅当作谈资。
　　
　　现在，村子周围好像已经看不见一座老式马蹄窑了。那座曾经显赫的标识周士庄的大窑硐的龙窑，由于资源枯竭也早就弃用了，我都多少年没注意过大窑硐是否还存在了。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刻意回了一趟故乡，很专注地寻找，仔细辩认才发现，原来，那根砖砌的大窑硐竟然还在！但已经沧桑黯淡，低矮萎缩，默默地隐身在一大片林立的水泥厂房和铁质烟囱之中。
　　
　　我不知道，将来，故乡周士庄还产不产砖瓦，有没有一位会烧砖的技师；也不知道，曾经的各种砖窑，还有没有可能幸存下来，哪怕一两座；我更不知道，我设想的砖瓦博物馆，将来是否会建，能不能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