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身份与政治角色

　　-------------《一九四四》观感

　　

　　《一九四四》，看片名，就知道这肯定属于二战题材的电影。这部电影描写二战末期，在苏军大反攻时，身着德军和苏军服装的爱沙尼亚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相互对峙残杀，却又在血浓于水的同胞意识中痛苦挣扎的真实历史。类似于我们国共之间的争斗，这一题材，因为是主旋律所以是影视作品的重头戏。而且这些影视作品，为了政治艺术化的需要，当然也是出于安全的需要，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相对固定的表现模式。以利于观众受到教育鼓舞，从而达到坚定信念理想的目的。因此，这类作品往往以情节取胜，囿于众所周知的约束，鲜有（几乎没有）对这场同胞相残的历史通过艺术进行过有深度的反思。相反，把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常常当作观赏取乐的戏剧。但《一九四四》则不同，在这部电影中，不论是作为德国士兵还是苏联士兵的爱沙尼亚人，在他们的行动中，你看不到战争的所谓正义和非正义。脱离具体背景的抽象正义非正义，不过是强权者挥舞大棒的借口。电影集中所反映的，是爱沙尼亚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使这个生存于大国间的小国民族分裂的为对立阵营而造成的那种精神上的痛苦。顽强表达着自觉的民族意识。电影中有简单的背景介绍：当德国人占领时，有四万五千爱沙尼亚人成为了德国党卫军；而苏联占领时期又有七万五千人成为了红军第八军的成员。所以，在苏军反攻时，这些爱沙尼亚人就要面对成为德国士兵的同胞，在相互杀戮的同时，承受着同胞相残的悲痛，在痛苦的煎熬中怀疑着自己的身份归属。作为观众，面对其中复杂的情形，必须回到爱沙尼亚的近代历史中才能理解他们民族的爱恨情仇。

　　

　　一九一八年三月俄德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俄同意将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地区割让给德国。不久，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十一月十一日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苏俄借机废除《布列斯特和约》，试图收回割让给德国的领土。但是，爱沙尼亚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独立，国内的德裔居民组建了志愿军团，和新组建的爱沙尼亚军队一道抵抗苏军。曾经率兵参加芬兰内战的德国将军戈尔茨率领由德国军人组成的“自由军团”前往支援爱沙尼亚，最终令苏俄政府在一九二○年二月二日与爱沙尼亚签署《塔尔图和约》，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根据秘密附件，苏联于九月二十五日与爱沙尼亚开始谈判，九月二十八日与其签订条约，取得了在战争期间占领某些港口和军事设施、并在有关地区驻军的权利。一九四○年六月，苏联向爱沙尼亚提出所谓“保证实施互助条约和防止反苏挑衅行为”的要求，随后出兵占领了爱沙尼亚全境，逮捕其政府官员，废除宪法，建立了共产党政府。一九四一年六月，爱沙尼亚经过“公民投票”被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德国军队入侵苏联三周后占领了爱沙尼亚全境。深受苏联压迫的爱沙尼亚人视德国军队为“解放者”，犹如三十七年后越南军队侵入柬埔寨时受到的热烈欢迎。爱沙尼亚与德国展开合作，在武装党卫军中还成立了一个爱沙尼亚师。由于爱沙尼亚人与德国合作，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遭到苏联的严厉惩罚。苏联红军轰炸了塔林和纳尔瓦等城市，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重新占领爱沙尼亚后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而且，不仅仅是在战后，在一九四○年，俄国人已经就这样干了，大批反对苏俄的爱沙尼亚人被逮捕、流放、处决。

　　

　　电影开始的场景，描写的是作为德军坦能堡防线的爱沙尼亚人阵地。作为电影前一部分中主要刻画的角色，德军士兵塔米克，是一个家庭被苏维埃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爱沙尼亚人，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成为了德国兵的原因。当德国人侵入爱沙尼亚时，受到了被苏维埃欺压迫害的民众的热烈欢迎。但到了一九四四年，德国在苏美盟军的强大压力下面临溃败，向国内收缩兵力，这些非纯粹的德军就有了何去何从的选择。留下，在苏维埃的政权暴力下，时刻处在死亡流放的威胁中，那种毫无自由的日子，比起死亡本身也好不哪去；如果撤退到德国，那儿又不是他们的家乡，自己的家乡属于别人，而自己又不愿意成为别国的异乡人。所以，阵地上弥漫着沮丧的气氛。这种情形德国高层也不会不知道，所以，大概是第三帝国戈培尔一个在爱沙尼亚的部下，带着希特勒的亲笔签名的照片，到前线来向这些爱沙尼亚德国兵打气鼓劲，甚至蛊惑他们，说据科学研究证明，爱沙尼亚人属于雅利安民族，拥有优秀的基因。但是，这些爱沙尼亚士兵拒绝向希特勒致敬，以此表明作为一个民族，并不认同一个异国领袖的统治。不论是德国还苏联，希特勒还是斯大林。虽然德国并不想放弃这些异国的德国兵，要他们撤退到德国本土，但他们的内心却并不愿意。其实，如果不背井离乡，他们也就没有了选择。作为德国士兵，在重新到来的统治者苏维埃面前，他们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反抗到死，就成为他们无奈的而唯一的选择。塔米克一行德国军人在撤退途中，看到苏军的飞机不分妇孺老幼狂轰滥炸，激起了他们作为军人天性中具有的责任和勇气。自觉留下，不再后撤，在红军必经之路旁挖壕坑，埋伏在草丛中，等待着浩浩荡荡的红军经过时予以伏击，明知这种做法是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却谈笑自若，视死如归。这是置之死地的绝望给予战士超绝的勇气。

　　

　　当强大的苏军部队经过时，这区区十几个人勇敢地打响了战斗，作为红军的爱沙尼亚人尤里．约吉，射杀了同乡的塔米克。愧疚中，从死者身上搜出了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信。交战到最后，作为红军的爱沙尼亚人发觉对方是同胞，于是指挥官维耶勒斯大尉紧急命令部下停火，德军的爱沙尼亚人也停止了射击，残存的几人在同胞红军的众目睽睽下，消失在了树林中。经过此处的红军政委，对大尉放跑了敌人十分愤怒，要求他们必须追击并全部歼灭。但大尉以上级要求按时进入塔林为由回绝了对方。实际上他不愿意杀害自己的同胞。等政委走后，向部下布置，把这些在战斗中的死难者，即都是爱沙尼亚人的红军和德军掩埋了。有士兵疑问，为什么还要埋这些敌人的尸体？负责的军官说，对他们而言，战争结束了。看到这一幕，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感动。同胞相残，以同胞累累的尸骨构筑的所谓胜利，从任何意义上看都是这个民族的悲剧。若以此来炫耀所谓的胜利，不但毫无道义，甚至可耻到连物伤其类的禽肉都不如。所以，同样是同室操戈，同样是同族内的战争，在好莱坞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电影中，我们就很少看到将北方看作正义而把南方贬斥为邪恶非正义的描述，更没有战后对这些我们称为代表着奴隶主阶级的南方佬们进行的“镇压反革命”式的整肃清除的历史；也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使南北双方陷入相互的仇恨泥潭中不能自拔；整个国家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分裂，反而是实现了南北对峙后的民族和解，使正在成长的民族有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美利坚民族强大起来的一个历史瞬间。对于分属于敌对阵营的爱沙尼亚人，他们以不同的身份相互屠杀，但死后都属于他该属于的那个民族。或者说，他们在生前无法和平地相处，但在死后，却拥有了同一个世界，掩埋在属于他们共同的祖国的泥土之下，终于离开了地面上那个被人类发明的政治词汇纷扰腌臜得相互杀伐血腥恐怖的世界，这是一个永久安宁的世界，在泥土中实现了活人的政治谎言许诺却绝不可能实现的平等，因此也就达成了沉默而永久的和解。活着时，作为别人而活着，只有死了，才能作为自己而回归。一个弱小民族的悲惨境遇！

　　

　　尤里．约吉的爱沙尼亚红军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首都塔林。从真实的历史记录看，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都，苏军的轰炸几乎使其毁灭。当然，这部电影没有涉及这一点。镜头顺着枪杀了塔米克而心情忧郁的尤里，我们看到他敲开了一所豪华住宅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通过交谈，知道她就是被尤里击毙的塔米克的妹妹。现在为流亡海外的叔叔看家。没想到，这个红军战士给她带来了哥哥死亡的噩耗。她寻问对方，怎么知道哥哥死了，尤里闪烁其词，只是说，是我亲眼目睹。女子的悲恸很快过去了，因为对于她的这种家庭而言，当苏维埃成为统治者时，不幸与痛苦就已经成为日常的内容。孤寂无靠的她与送信的尤里有了短暂的爱情。他们俩躲进一座废弃的教堂中。在苏维埃统治下的爱沙尼亚，教堂是需要破除的旧世界的一个象征。或者说，教堂作为一个象征，代表着爱沙尼亚过去的历史文化，俩人躲在空寂的教堂中，废弃的教堂仿佛在控诉文明世界的罪恶，爱沙尼亚在精神上失去了民族精神的家园，已经找不到安身之地了。

　　

　　交谈中，女孩告诉他，因同乡一个姓尤里的人告密揭发才使她家横遭不幸的。整个家庭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其实，在有过相同历史经历的中国人看来，即便没有揭发告密者，也没有人能够躲避这出整个民族的悲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一个民族被分裂，以仇恨和告密作为一种制度的生存方式时，沉淀在民族精神与情感中的那些善恶信念，就会自动成为行为的准则。它会在最大程度上使这个民族避免堕入同归于尽的不幸。虽然，在恐惧之下，有很多人违心地迎合顺从邪恶与暴力，但在良知面前，人们依旧会遵从教化为本能的善恶理念。恐惧与绝望，往往是考验人性忠奸善恶的试金石。有率先挺身而出者，也有徘徊犹豫者，当然也有软弱者丧失坚持的立场顺从对方，也有丧失本性甘愿认贼作父的顽固不化者。告密这件事情，肯定与尤里．约吉无关，但肯定与他的父辈有关，对于尤里父亲，我们也可以推断，为了保全家人，不得不顺从令人恐怖的强权。这一点，在中国的文革当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相比之下，更为令人绝望和恐怖的是，为求生和安全，儿子可以告发父母，夫妻相互揭发对立，告密颠覆了最亲密的人伦，恐惧使人性崩溃，如此被鼓励的邪恶，毁坏的不仅是同胞物与的传统文化，甚至毒害了家庭伦常这一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

　　

　　当他第二天从女孩那儿出来时，问他的名字，他胡乱编了一个，掩盖那个对方以仇恨牢记着的名字。走不远，那个阴森可怖的政委出现在他面前，问他和女孩的关系。他说这只是自己的妹妹。对方有些怀疑。但没有证据而暂时作罢。一天，这个居高临下的苏军政委将尤里召到办公室，对他教导说，要像他父亲那样，保持政治敏感和坚定正确，对苏维埃忠心耿耿，检举一切反对苏维埃的人，尤其要盯紧像维耶勒斯大尉这种不可靠的人，随时告发他的对苏维埃不忠的行为，如此才能立功，获得苏维埃的信任，也才能从士兵提升为尉级军官。这让尤里惴惴不安。

　　

　　在清扫残敌的行动中，尤里和大尉维耶勒斯所在的队伍在树林中突然发现前方的异常情况，众人包围，发现在河中有六个身着德军制服的士兵，对方看到苏军，便用本族语言大喊，不要开枪，是爱沙尼亚人。这些人上岸后，大家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几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些稚气未脱的孩子，问他们的年龄，都在十六七岁。他们说德国人要带领他们撤退，他们不愿意去德国，于是想偷偷地溜回家中。不想在渡河时被搜索的爱沙尼亚苏军发现了。就在这时，那个苏军政委闻讯前来，看到这六个孩子兵，冷酷而面无表情地向尤里下令，要尤里亲自将他们全部处决。想以此考验尤里对他是否忠心。但尤里向他争辩说这几个士兵都是孩子。政委厉声驳斥他，现在只有敌我，没有孩子，只要反对苏维埃，都一律处决。尤里一瞬间很勇敢地说，我不会执行这个命令。话音未落，政委开枪，尤里毙命。周围的士兵本能地将枪口对准了政委，但苏军政委毫不在意肆无忌惮地说，你们胆敢开枪就会坐一辈子的牢房，这就是令人恐惧的苏维埃。说罢，转向维耶勒斯大尉，要他枪决那六个孩子。很明显，大尉并不打算执行命令。僵持中，只见政委手中杀害了尤里的手枪又一次慢慢地举了起来。正在这时，远处射来一颗子弹，结果了苏军政委。那几个孩子终于得救了。孩子是一个民族的能够延续下去的未来。维耶勒斯告诉他们，脱下军装，赶紧回家。杀了政委，拯救孩子，不仅是一个电影的情节，而是一个民族顽强不屈追求独立的血脉基础。政委的被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按《让子弹飞》的台词，“没有政委，对爱沙尼亚人很重要”。但是，政委在爱沙尼亚并没有因为这颗子弹而消失。相反，他们成为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制度化的存在，渗透在战后爱沙尼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代表着斯大林以及后斯大林的苏联在这个小国盘踞了近半个世纪。而爱沙尼亚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则要到一九九一年年八一九以后，确切地说，要到一九九四年，苏军及他们的政委从他们的国家完全撤军时为止。

　　

　　从苏联统治下独立，在当代国际社会中成为平等的一员，爱沙尼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欧盟的成员国，是世界上高收入国家之一。正在迈向发达幸福的国家行列，民族的苦难逐渐成为了历史的记忆。虽然这种记忆是令人痛苦的，但却是不能忘记的。记住曾经有过的一九四四，才能让后代子孙不会重蹈一九四四的覆辙。并且，不论外族以什么方式什么理由在本民族中制造分裂对立和仇恨，作为民族的成员，要牢记自己的民族身份，不能以被强加的角色来戕害自己的民族。这是这部电影的基本宗旨。我很好奇，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以这样的视角拍摄一部《一九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