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失踪了。

　　我是在老黄儿子小冷开的理发店里得知这个消息的。

　　有人可能奇怪，老黄姓黄，他儿子怎么姓冷呢？这与老黄的身份有关。老黄是上门女婿，所以他的儿子不能姓黄，得跟他老婆一样姓冷。

　　我认识老黄缘于20多年前。那时，我在孝感火车站西北侧有个叫190的地方上军校，老黄的理发店就开在某军用飞机场附近营房街的路边。那时的老黄不到60岁，精明能干，自己开店，自己当师傅，同时还带了五六个徒弟。徒弟中，除了他儿子小冷，还有四五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孩。我们上军校每周都要检查军容风纪。谁的发型不合格，头发过长就会被批评。因此，每半月理发就成了我们自觉的行为习惯。老黄的理发店离190不远，不到300米的距离。老黄剪头发速度快，有时一个小时可以剪20多个，收费也不贵，2元一个人。他理发快是因为给我们学员剪不需要现在理发店这样烫啊、染啊什么的，只需要把四周一转，把头顶一平就符合部队“钢健型”小平头的要求了。当然，学校周边理发店还有很多家，大家至所以选择到老黄店里来，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跟老黄四五个女徒弟近距离接触，享受被小女孩按住头部、揉搓头发的片刻快感。要知道，在当时特别畸形的管理制度下，400多号学员平时是根本没有机会与异性接触的。那时，老黄的生意十分火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一天最多可以理我们这样200多人，进项400多元，这在那个时代是相当可观的。再后来，我上的军校搬到武汉以后，他的店面就逐渐萧条了。

　　再次见到老黄，是我军校毕业的20年之后。那次骑车路过营房街，惊喜地发现老黄的理发店还在开，而且还是原来的位置，原来的房子。此时的老黄头发花白，呆坐在店门口。我还是象当初一样称他“老黄”，他见到我，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问他儿子小冷才知道，老黄三年前得了老年痴呆症。一开始，大家还没有觉察到，只是发现他在理发过程中，经常给客人理了一半就放下理发工具去扫地，让客人坐在椅子上干等。时间久了，他儿子才感觉父亲有些不对，到医院一看，医生告诉他患上了很多老人容易患的这种病。

　　老黄患病以后，不能做事了，有空的时候，只能在店里扫个地，然后就是坐在门口发呆。最为严重的是，老黄离开家门口，只要拐一个弯，哪怕是100米的距离，他就找不着家。常常被附近认识的人送回来。后来，小冷怕他走失，就在打字复印店订做了一个象一些上级机关检查团常用的那种牌子挂在脖子上，上书“各位好心人，我父亲患了老年性疾病，如果您在哪儿发现这位老人，请一定给我们联系”，下面落了一排电话号码。

　　后来，我经常去这个店理发，跟老黄的儿子聊天。听小冷说，老黄老家不在朋兴店，而在云梦一个叫下辛店的位置。上世纪大饥饿的年代，老黄和三个兄妹跟母亲一起讨饭，走到朋兴店的时候，老黄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就把他送给了一姓冷的人家，然后带着其他孩子离开了。后来饥荒过去了，老黄就悄悄打听到老家的下落，想妈妈心切，曾背着养父母偷偷回去见过亲父母。再后来，老黄长成大人了，养父母在收养他后又生了自己的儿子，人家见他老实勤快，就介绍他做了同村另一个姓冷人家的上门女婿。因为是上门女婿，在中国哪个地方都没有社会地位，不仅生的孩子不能跟自己姓，连其他的社会活动，都明显低人一等。老黄患病以后，一直念叨着回老家，儿子小冷因为生意忙，加上老家的人死的死了，打工的出门了，除了过年过节，也没打算带老黄回云梦去。加上他这个样子，更不可能让他一个人走，所以，每天一直盯着他在门店附近转悠。有时，老黄走到火车站就回不了家，还是好心人打电话让儿子给领回来的。这一次走失两天了，没有任何音讯，小冷着急了。

　　又过半个月左右，我再去理发，见老黄回来了，问小冷是怎么找到他爹的。小冷说，说来也真奇怪，他走丢之后，我们到处找，找了两天，还是没有动静，我们就报了警。第四天的时候，云梦警察根据我们的报警记录，在下辛店老黄老家附近发现了他，才与他们联系的。警察讲，村里人最先发现这个老人坐在一栋老房子的石凳上一两天不走，别人问他是哪儿的？找哪个？老黄说的人名、地名没有人一个知道。还好，村里有一个放牛的老头，根据老黄所说的地名和人名，居然认出了他。原来这个老头就是老黄儿时的玩伴，老黄所说的地名是这个村子解放前的老地名，他说的人名中就有这个放牛的老人几十年没有被称呼过的乳名。此时老黄脖子上的联系卡片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村里人只好打电话报了警。小冷说，让他们一家人一直不明白的是，老黄身上没带一分钱，连自家门口100米开外就迷路，他是如何一步一步从现在的朋兴走到40多公里以外的老家的？

　　台湾著名诗人曾经用“邮票、船票和坟墓”来形容乡愁。我想，对于老黄来讲，故乡的情结应当是嵌入他大脑最深处的原始印迹，是母亲讨饭时分别的影子，是七八十年前老家的地名，还有儿时一起放牛的小伙伴的乳名。一个患痴呆症的老人遗忘了太多的记忆，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可是故乡的印象却是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