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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辈子几十年时间，说慢是一天天熬过来的，说快呼呼啦啦转眼间就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作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过往的许多平常事都留不下什么印记，只有一些点燃激情的故事、曲折的经历和磨难，有时会在某个空闲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在脑海里，形成人生永久的回忆。 一、分家与搬家 我于1935年农历3月初6出生在一个即将败落的地主家庭中。家有祖父母、父母、叔婶以及我们兄妹6人，地约千亩，房屋百余间，车辆牛骡马俱全，生活颇为富裕。但“七七事变”以后，日军侵华，各路救国军横征暴敛，加之婶母娶进门后，心里很不平衡，敦促祖父分家，祖父迫于种种压力，于1939年底分了家。爷爷留养老地300亩，牲畜车辆20余部，只允许我们两家使，不允许买卖，其余东西与叔平均分开。一家分地400多亩，楼房全部被叔分着，父亲只分着40间平房，另又贴给百十亩山林地。分家后，有长短工20余人。 分家后接着山东连续三年大旱，救国军催粮要钱，我家生活急剧下降，长工们走的走、散的散，只留下短工5人，每三天给一顿肉吃。 按分家规定，叔的楼房让日本人住，以此换取对我们的保护。其实日本鬼子只住过二个月，其余时间住着皇协军一个中队，100多人，直到土改完才走。 1945年土改基本结束，形式基本稳定，自家的400亩好地，被全部分光，只调给山坡贫瘠地10亩，叔的整座楼房被20户村民平分，叔和俺们被赶进了穷光蛋王小勇住的房子里——山脚下的二间小场野屋，每间面积不足10平米。天理何在？我们的地，我们的房也是祖辈们辛勤劳动，勤劳致富，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就因为抗日时给鬼子汉奸提供过一丁点方便，就被狠心的政府定为恶霸地主，几乎绝了活路，若不是三中全会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摘掉压在头上几十年的大帽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其实像我家这样的老地主，占全村大约5%左右，全村当时400户人家，有20多户地主，到49年时，7家随蒋总统去了台湾，7、8家当过皇协军头目，被政府镇压，子女们被谴散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了，余下七、八户被斗来批去，十分艰难地生存下来。多数子女未成家，孤独地渡过一生。痛定思痛，今天我要说，人们别太努力了，削尖了脑袋发家致富，不定哪一天来个运动，杀富济贫，变成倒霉蛋，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二、成分与养老 鉴于以上所述，土改时祖父、叔父均划为恶霸地主成分。因我父亲上学时年幼无知，不懂事，帮助过干革命的同学，当时虽遭祖父痛斥，可后来这些同学中有人当了师长、团长、县长，土改时我家因此受到从优处理，给了个富裕中农的成份。47年土地复查时还分到被斗地主的一些辅材，父亲还被提名担任了管理学校的校长。 土改后，开斗地主会，我祖父、叔父参加。高树上一条粗绳子吊个大箩筐，祖父、叔父等村里的七、八位老地主押进筐中，农会干部们将绳子拉起来，箩筐升至5米高，问：“能看到台湾吗？”答：“看不到，”“咣当”一声，筐子被放下来，人摔个半死。解释说：“台湾也是中国的领土，怎么看不到，是不是想把台湾划给美帝国主义。”若说是：“能看到”，结果一样，还是将筐放下来，把人摔个半死，那时的解释是：“这么远你都能看到，说明心里还想着蒋匪，贼心不死啊。”因此反正不管你说什么，都免不了被摔。 53年祖父把腿摔伤，不能参加批斗会了，就让父亲代替，时间长了混来混去父亲也成了地主。当时社会上把成分看得比生命都重要，阶级路线愈来愈清。此时只能说个是字，还算老实守法，若不承认自己是地主，就是翻案，轻则横批竖斗挨板子，重则受牢狱之苦，全家不得安宁。 一年年过去了，祖父母年迈有病，不能承担受批斗之事，父亲就被批斗了二十几年，可恨呀，一想到这些事，我们便恨得牙根疼。 此况，直到1978年，党提出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时，我家才得以纠正，恢复富裕中农成分。哎，事已晚矣！ 三、游击式的初小阶段 1941年我进入本村小学学习。学校在庄中心，坐北朝南，校东南角正有一小关爷庙。雨季时校周围几乎都是水，上学很不方便。 初小阶段只有两位老师，课程有国语（语文）、算术、常识等，作业是练石板字，后增添写毛笔字（大仿小字）、日记、作文等。41—44年山东连年大旱，几乎颗粒不收，加上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汉奸横征暴敛，群众民不聊生。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时学时停，更有甚者，干脆就跟着大人讨饭去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全国解放，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儿童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有什么好的，解放只是一种形式罢了，看人家日本发展多快。有时我在想，如果当时日本人不战败的话，帮我们治理国家，可能我们的日子也不比现在差，就像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那样，经济也可以呀。 刚解放时学校被捧上了天，村里最好的房子当教室，最有知识的人成了老师，尊师重教之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都非常好。学校逐渐正规了，我们也恢复了正常的学习，自然课程也换成了新内容---阶级斗争、对敌斗争、开展大生产、破除迷信等。除学习外，还配合农会做宣传工作，走向街头，敲锣打鼓、扭秧歌、呼口号……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真瞎胡闹了一大阵子。 解放了，老百姓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国共闹翻，46年国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新五军来我村，走到哪里抢到哪里，还抓壮丁、找车辆牲口为其效劳。47年8月，新政府武装蠢蠢欲动，返回家来，反攻倒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老百姓有家不能归，有地不敢种。孩子们只能跟着大人东躲西藏。直到双方罢战，学生才敢上学了。1948年济南解放，局势逐渐稳定下来。1949年全国解放，咱家的好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唉，只能把劲用在学习上了。 那个时期我的学习，断断续续，时学时停。社会动荡，农活繁忙，没有长短工的帮助，自己下地劳动真是苦啊。忙时割草拾柴，闲时再去上学。随着年龄的增大，春天爬树摘菜度春荒，夏秋种地，还要卖豆腐，只有冬季和初春上学。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直到1950年，游击式的学习才结束了。没有开会照相，也没有发毕业证，就算毕业了。 谈起学习来，甚感欣慰。我做到了善于动脑，勤于思考。刻苦学习，不骄不躁。说来容易，真正做到是很难的，所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全村人无一不晓。但后来考上高小，却因生活困难就是去不了。直到50年寒假再次考取，经江宗山老师做了动员工作，父亲才同意了。 四、短暂的高小阶段 1950年寒假，我考上了东衡鱼高级小学（完小）。全区只有一处，每年只招一个班（50人）。春节后进入了完小学习，校长是赵衍让，课程有语文、算术、史地等。生活是自己带干粮，同学们轮流从家扛柴火，拿糊涂面，集体喝糊涂。 51年4月的一天，穿单衣去扫墓感冒了，后转成疟疾，便请假回家了，麦收后再去上学。不几天，也就是农历6月23日，发了40年来从未有过的特大洪水（黄水）。大地一片汪洋，庄稼全部淹没，学校房屋倒塌，便辍学回家了。秋后，转入石横完小学习（我是第一级），班主任老师是周长进（后任肥城市教育局局长）。52年暑假，没学完功课就考学去了，从此，全国统一改为暑假招生。 周老师治学严谨，工作积极，思想进步，是我校唯一的年轻共产党员。带领师生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同学们胸前佩戴着印有毛主席和斯大林元帅的“中苏友好会员章”，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公审，公判大会。抗美援朝期间，大张旗鼓的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揭穿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动员有志青年参加赴朝志愿军。 应二年学制，仅一年半就算毕业了，对我来说学了不超过一年，虽是时间短暂，但学起来仍是非常刻苦认真，勤学好问，成绩在班内一直领先。因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同学们都称我”小博士”。回忆起来，那时虽然学习劲头十足，却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只是想脱离困难的家庭，自己挣碗饭吃。 五、卖豆腐的一年 1952年暑假，我报考了泰安师范。 因身高受限等原因未被录取，从此又卖起了豆腐。我卖豆腐去三村，不回二村，因二村在学校周围，又是老家的住处，虚荣心强，怕丢脸面。 卖豆腐的同时，还给互助组记账，帮村里填写“土地证”，给群众看信，写信，春节给邻里乡亲写对联。按当时的文化程度说，就算是比较高的了。 冬季的一天下午，有同学告诉我说，我们考上了教师，能直接安排工作，明天是考试的最后一天，去吧，你准能考上。我高兴地马上告诉父亲，要5角钱去考，可当时反而被批评了一顿，说我乱管闲事。心痛的母亲当晚炒了几斤花生（大哥交租剩的），让我天明背着到15里路的孔村集上去卖。 第三天一早拿着5角钱就奔平阴（县）去考，结果考了个第一名，反而没分配着，原因是去晚了，领导人说:“你们是备用的一批，如果缺了一个，就先要你，如果都到全了，你就自己想办法。”等月余后又亲自去问了一趟，答复是“全了”，唉，真命苦。 回家后，仍重操旧业，可我心里很不服气，越发激起了我的上进心。阴天下雨就抽空自学，有时夜间在母亲做活的灯光下看书，期盼着暑期再次应考。 六、艰苦的初中 1953年暑假招生开始了，访问了附近县城，都没有管饭的学校，便投奔济南去找，仍无管生活费的学校，就急忙返回肥城，报考了山东肥子国中（现肥城一中）。那时，宁阳，东平，平阴，肥城四个县，只有一处初中，仅招三个班，150人，结果竟被录取了，我喜悲皆有，喜的是那么难竟然录取了，悲的是家庭困难不能去上。村里有人知道了争相顶替，爷爷却说：“再大的困难也得去！”他老人家给我的精神支持，至今难忘。 临近开学，一头猪卖了8元钱，5元交了书费和学杂费，其余零花，后来学校还给了2元助学金，爷爷高兴地挑着干粮到50里路外的学校送我，望着爷爷年迈的身影，禁不住热泪盈眶。 开始上初中时，作文，日记，还用毛笔书写，后来便逐渐换成了便捷的蘸笔或钢笔。别说买钢笔，就连笔尖也没买过，笔尖秃了，就在细磨石上磨了再用，墨水用净了就花2分钱买墨水片浸开用。有时候别的同学剩的墨水渣再倒到我瓶内掺水再用。三年没买过原装的一瓶墨水，作业本用过后，再在反面或天头上当草稿纸用，虽然如此，却没觉得自卑，生活窘迫，也尚能过得去。 54年又遭洪水，年景失收，在近邻挚友的帮助下高利借了张文灿300斤麦子作本（到麦收后归还450斤），学盈二爷借给了盘磨，便顺利地卖起了馒头。可事不由己，55年春国家开始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这样以来市面上的粮食交易自然少了，生意也就此停了。本钱很快吃光，还欠公家的税，多次催促，看到全家吃着糠菜，实在无力交纳，便免除了。 随后大哥和别人做起了弹棉花生意，二哥重操旧业，卖起了豆腐，艰难的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55年春节后的学杂费是由东北回家探亲的近族的河如大爷给的，这份情至今未有补偿。我上学带的干粮是高粱（借的）棉籽，豆渣，野菜掺合而成的窝窝头，还得天天数着吃。春天逐渐热了，窝窝头发了霉，扯着丝绿霉加黄霉，放到开水里泡，在碗里都不沉底。要想喝稀粥还得自己带玉米面，哪里有？三个星期老师才让回家一次。 说起借高粱实在难也，因当时正动员群众卖余粮，对不知己的户，有粮也不敢去借，一是不借给，二是怕招惹是非；对知己的户，借过一次又一次，也怕给人家惹麻烦，无奈直好到深夜再去借。 再谈助学金，因为成分升级了---地富，助学金一分没有了，可真乃是雪上加霜。班主任王老师因他处境受限，也只能宁左勿右，爱莫能助。知情的同学只是可怜同情，也无能为力，但不知情者反而流漏出歧视的目光。我一度陷入悲观，精神不振，学习下降，几次向老师要求让我辍学，老师批评说我固执。退学的事回家告诉了爷爷，老人含泪说：“你兄弟8个就是你上学还行，7个都没上完小学，有的一字不识，若不上了弄个半途而废，有何用，不然把我那锡茶壶和铜盆卖掉。我也想，上学难，考学更难，冷桌子热板凳熬了10多年，若辍下来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考虑再三还是坚持，后经申请，学校批准发给了9元的临时救济金，解决了燃眉之急，度过了荒春。 坎坷的处境给了我强烈的谋生意志，贫困的家庭给我添上了坚硬的翅膀。在学习上始终没放松，做到了认认真真地听课，踏踏实实地复习，认识到了听好课是学好功课的关键，随听把重要句子法则定理用笔画出来，把好的段落用K表示出来，把重要的章节用★表示出来，课后先复习课文再做作业，有的放矢效果最佳，对考试成绩看得很重，它标志着学的好坏，无论阶段考试还是期终考试都把考卷重做一遍，贴在被考章节的后面，并把成绩誊在右上角。有一次我把吃和学对比了一下，一学期约吃了700个窝窝头，期终考了935分，1:1.3，我问心无愧。 下面是我刻苦学习的几个小故事： 1、上完晚自习，汽灯熄了，再约几个同学点上小煤油灯学习，几次老师催促才回宿舍，但我在宿舍里又看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班主任孙洪斋老师查宿舍我也没听到动静，直到老师捂了我的眼睛才惊慌地把书掉在地上。 2、星期六下午星期天，自由支配时间，除回家带饭者全都鸦雀无声在教室学习，老师多次劝说让休息都不肯，便讲了一个“秃子的儿子吃糖瓜”的笑话，一解疲劳，晚上我和辛允连同学在被窝里，以肚脐当圆心研究4点5点共圆问题。 3、一个星期五的午饭后和几个同学去城东河里洗澡，洗完后又洗好褂子晒在沙滩上，我就坐在那里学起了物理，等褂子干了就匆忙穿上回校了。吃晚饭时我觉得脊梁背上热热的又刺又痒，便让李兴许同学看看是什么？他一看，呀，通红通红的还有小泡呀！原来是晒起了痱子。知耻者而后勇，受压者而抗争，我践行了这句话。 4、快到年底了，我和母亲商定了星期六回家拿出饭和棉裤。午饭后向老师请假，就是不许（原因是不到该拿出饭的星期），况且我的作文又没做完，还得让下午交上。便匆匆忙忙起完草稿没誊写完，一看三点多了，就让李兴许回字誊真，并替我交给老师，我身无分文，下周喝西北风吗？心急如焚，便索性回家了，离家50里，出了校门，不是走简直是跑，离家15里时天已黄昏，出了一身汗，人越走越累，天越来越黑，初冬的夜晚，路无一人，独自走在路上，手无寸铁，又怕又饿，脑子里胡思乱想，走着起着看到前面路旁有一黑东西站着，便害怕的停下来，弯腰跺脚，以示恐吓，那东西一动不动，便硬着头皮闯过去，近一看是一墩麻子颗，这才长长的喘了中气，老天保佑。 回到家已8点多了，母亲挂心的等着，一见面就有些着急心痛，生气的说：“这么晚才回来？”我把详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嗯了声，好久才说：“人受苦不可怕，怕没志气，不争气！”我一语未发，可却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时刻激励我前进，直到退休扣才写诗纪念：三更灯火五更鸡，欲攀高峰自作梯。多亏少年苦努力，方得晚年知足日。 插叙：75年我调回十二中工作后，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队黄光春大爷，让我代他向在我村住队干部徐主任捎好。星期六晚上我去了，问完好后，他带礼不礼的“嗯”了声。接着指了我四条罪状：小队反映你占集体地盖房子。杀集体的树，指地边，在集休地里栽树。听后我很愕然，当面就一一回驳了。“后四条” 上述并非假话，那时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白手起家，再等学校发助学金，够困难的了。同学们虽然比我强些，但也困难不小，吃馒头的几乎没有，带煎饼的也不普遍，拿窝窝头的不在少数，背地瓜，瓜干的并不稀罕。冬天只穿着一个棉袄一个棉裤，没有内衣，很少同学戴帽子，穿棉鞋。今昔对比，天壤之别也！然而师生情绪都很高涨，感到肥城有了中学而骄傲，考上中学更自豪，老师们能提拔教中学而光荣，学校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简单总结一句话就是：书声朗朗遍校园，劳动歌声响四方。 七、顺利的四年师范 1956年暑期应初中毕业了，班主任老师王克岩问我考什么学校。那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我说只要管饭什么学校都可以。他说考师范吧，发生活费。我同意了，结果考取了泰安中等师范学校（泰师）。大家都知道，过去最难考的就是中师，因为只有富人才能上得起高中，考大学非常容易，而中师管饭，只有当时成绩最好的人才能考取，所以万里委员长曾说过：解放前后最好的学生都上了师范。 9月初入校，我是四级五班，班主任是苏廷光老师，生活费由学校供给。起初一个月饭不限量，吃多少给多少。从第二个月起，根据每个同学的饭量大小实行了定量供应，另外还发给2元助学金。当时的高兴劲儿几乎不可言表，就像出笼的鸟儿展翅飞翔。哎！我再也不为饿肚子而发愁了！ 经过两个月的生活学习等方面的观察了解，苏老师对我说：“班干部对你反应不错，遵守纪律，刻苦学习，成绩也不错。希望不要被成份包袱，只要表现好同样有前途、、、、、、”老师的一席话就像给我吃了付良药，让我百病消。老师又说让我管理黑板报和整理报纸。我欣然同意了，说：“老师，我一定管好！”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太琐碎，又不被同学重视。黑板报道不难，交上稿子阅后定期发表，抄在黑板上就可以了。麻烦的是整理报纸，大众日报天天发，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大跃进捷报频传。同学们择不释手地阅读。有的从报架上抽出来放在自己桌洞里备看，还有的在报纸上乱写乱画，更有甚者想把好文章剪或撕下来贴在自己的本子上。每天整理一遍，实在太麻烦了。但从来没给同学们闹过白脸。另外，还有计划地把每月的报纸按时间顺序订装在一起，以备存放查阅。这工作我一直干到毕业，师生都很满意。苏老师几次在班会上表扬：“同学们，管报纸，事不大，活不少，能干好，就很不错嘛！” 进入太师后，学习虽很努力，但刻苦程度较初中阶段有所减弱。当然课上仍认真听讲，课后努力做好作业，各科发展比较平衡。其中较为热爱的是数学，所以由个人报名，老师决定，我和王长贵同学等5人参加了数学研究小组，我当上了课代表。每周研讨一次，先解决好当时的课本内容，进而探讨深的问题，上传下达。记得有一次对“勾股定理”的证明部分同学不理解，反映给老师，老师让我们帮助解决。我边画图边讲解，有不明白的同学就再重讲一遍，最后都弄明白了。同学们很高兴，彼此之间的友谊也加深了一层。 整理报纸、研究小组两事虽然微不足道，但我牢记住了古人的话：“不因事小而不为。”另外还自编自演了话剧和歌曲，班级搞得很是活跃。现在仍记得歌曲的名字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参加了全校的会演。 1958年整风反右时，因我们这批学生大多来自“地富反”家庭，学习成绩特好，而所谓的贫下中农子女考上师范的聊聊无几，因此学校中没有大鸣大放大字报，没有打右派，但各班都进行了整团，发动学生向党提意见，谈看法、、、、、、结果对部分有错误言行的同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处分和批评教育。我不是团员，也反映了些意见看法，但没有什么错误言行，和干部同学之间相处和谐，所以整个运动中是平安度过的。 整风结束后又掀起了大跃进，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报刊上登着，街上写着：“创卫星争高产，人有多大胆，地又多大产。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全民皆兵，大炼钢铁。”的标语。同学们和全国人们一道，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行列。我班为创“高产田”，把校园内的闲土杂草、垃圾等堆积在一块，再施上大粪（人粪）作基地，密植了约200棵白菜（株行距约30*50厘米），计划每棵收20斤。同学们轮流值班浇水、施肥、灌人尿，踏得地死硬死硬的，一天天不大见长。后因大炼钢铁，管理松乱了，结果收获了不到800斤白菜，卖给了我校食堂。 全民总动员大炼钢铁，口号是确保全年完成1070万吨钢，超过英国用不了15年。全校师生齐上阵，在校东院建起了小高炉，从几十里路外的“角峪”用小车推、扁担挑、棍子抬、书包背、、、、、、往学校运矿石。师生日夜守在炉旁，终于炼出了铁（海绵铁），向泰安市委报了喜。后来我班编为运输二班，和运输一班日夜交替着运输，交替着上课。我和武心明一辆车，他推我拉，累了就在路旁歇一会，饿了就吃点混合面卷子加咸菜，渴了喝的是盖蔴子叶的凉开水，实在难闻。提起学习来不受影响是不切合实际的，白天干活，夜里上课，哪有不困不累的，但我还能尽量挤时间多学一点是一点。放寒假回家过春节，社员们都说他们也大炼钢铁了，把狗打死上了腥肥，庄稼可好啦，就是没全收家来。我说：不是搞四通八达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觉悟高了，用不着锁门闭户，更不用狗看家了。 放寒假时，听个别班干部透露，说年后要毕业（2年半），部分同学再培训，准备暑假后教中学，其余当时就分配教小学。我听说后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自觉学习不错，思想表现也可以，整风中又没有什么错误言行；担忧的是命运不好，虽说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入了团入了党，走上了领导岗位呢？了了无几，况且又不知道多少人培训，前思后想又恢心了，整个假期心里忐忑不安。直到春节后返校，校长于2月21日宣布毕业，同学们难舍难分，都互相写了留言，给我的留言是：刻苦学习，艰苦朴素，谦逊谨慎，态度和蔼，希望大胆泼辣，靠近团组织，早日加入共青团。这些留言至今仍保存完好。班主任老师公布了培训的名单，大部分同学培训，我也被编入数学二班培训，这才放了心。个别同学当时分派到小学，极个别错误严重者送回本生产大队劳动改造，6个月后再根据表现情况另行处理。我又经半年的培训，总共三年的学习生活便顺利结束了。 八、平稳的宁阳三中任教 59年暑期培训结束后就到宁阳县去了（只所以不愿回肥城，是因为这里是革命老区，人们都痛恨日本人，痛恨汉奸、痛恨地主资本家，在这里我肯定会吃亏的，宁阳没有居住过大队的日本人，对我们会好一点）。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这是我一生中历史的转折。我们共约40人，先乘火车后坐汽车一路欢歌笑语热闹非凡。当天到了教育局报到后，往在招待所，我们这批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分别到宁阳二至五所新建中学，我和乔明池、武元泗等10人分别到宁阳三中（地址堽城屯）。县城到堽城相距30华里，是自带行礼前往的，学生们推着独轮小车迎出了5里多路，师生在校前马路两旁夹道欢迎我们，一个个期盼的笑脸使我们非常激动，学校还设宴招待了我们。 学校在堽城屯庄北（据说是在一座古大庙的遗址上建起来的），坐北朝南，没有大门院墙，只有四排教室一排办公室，一处伙房。虽然房舍不多，可都是新盖的。校周围是生产地，校内还有生产路，人、畜、车辆不断来来往往。开始我们吃往在三间空闲教室里，后搬进了宿舍，两人一间房，一人一张床，一张单桌，一盏煤油灯，即是宿舍，也是办公室餐厅，倒也方便，从此建立了新家，心里很舒服。 新学期开始了，我担任一级初二四个班的代数，每周16节，4周后教育局和校领导观摩了我的课，记得讲的是“同类项及其合并”。听课后评价不错，师生也很满意。到学生升初三时，我和苏茂梓老师一人包两个班数学（代数几何）教到了毕业，从61—65年一连送了四届毕业班，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真正做到了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有课，白天上课，自习辅导，批改作业，真正备课都挤在晚上自习以后。对所教知识不但个人会，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学生会。为此和苏老师往往探讨问题到深夜，有时吃了夜餐再研究，还有时向一中老教师请教。对于学校老师之间的你长他短，对领导之间的磕磕碰碰，从不加过问，对人和事，不攀不比，不卑不亢，全心全意的做好本职工作。 由于新建学校，除劳动课外还有不少的义务劳动：先填平了院内的沟沟壑壑，清除了杂草乱石，院周围挖了壕沟，植上柏树当围墙，以保学校的安静秩序。后又垒上院墙，修上大门，特别是北面操场的400米长的石墙，石头都是师生从石塘筐抬肩扛运来，各班又分段包干垒起来的。另外还有修路任务，学生自带工具分工干活。我作为班主任即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学生年龄小只知干活，不会修工具，所以一会这个说：“老师掉头了（意思是镢头掉了）”一会儿哪个又说：“老师没气了（意思是胶轮车胎没气了）”真是可笑又着急。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两件事，一是1960年暑假期间，学校多次发动拔草，学生自带吃食，自带镰刀、筐、绳，住在校里，有时吃在坡里，老师亲自带领到坡里割草，晒干后各自过称交到班里，短短十几天就割了干草近万斤，实在了不起。二是第二年春，上级提倡办集体食堂，学生从家把地瓜叶子、萝卜樱子运到学校里，泡在水里，课余时间在床板上乒乒乓乓的剁起来，好像春节放鞭炮，实在热闹，老师们也学做人造肉和馒头增量法。在党的领导和干群的共同努力下度过了春节。 196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央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及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工人停工学生罢课……组织起了毛主席派的天兵天将——红卫兵，肩扛红旗，胸佩毛主席像章，臂裹红卫兵袖章，有的还穿一身黄衣服，腰扎皮带，和解放军只差帽微领章。我校开始组织的官办（学校组织的）红卫兵，受毛主席接见（共接见8次）后，砸烂原组织，自发起来建立了组织：井岗山集团，卫东彪司令部，烈火战斗队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全国革命小将一道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了徒步串联，点燃起全国性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大字报处处可见，大辩论此起彼伏。从中央到地方揪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黄帝拉下马，”当时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说到底不过就是夏天多用了点冰块，把屋子的温度降至20度罢了，试想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国家主席享受这点待遇算过份吗？因此而屡遭批斗，受刑不过含冤而死。我校校长朱某某也被打成了走资派，白天斗夜里批，终因受刑不过悬梁自尽，还落了个畏罪自杀。妻子老小悲痛之极，把几排教室的门窗玻璃砸了个稀巴烂。打成反革命的老师，除了批斗外还要强迫劳动改造。有一位老师因没及时把自行车借给红卫兵去串联，便被深夜敲门揪到其办公室，罚站训斥，并指令劳动改造一天，真可笑之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整人运动，人无完人，怎么能拿一个小不丁点错误，就把人往死里整呢？太可悲了。 大革命的烈火愈演愈烈，举国上下高呼誓死悍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由于观点分歧，分成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派，引起了全国性的派性斗争，不断辩论武斗，对于县广播站（宣传工具）一派保另一派砸，黎明时发起了武斗，有的打破了头，有的腱受了伤，也有的撕破了衣服……武斗屡屡皆是，有的动用刀枪致死人命，中央发出了兴文斗不兴武斗的指示，学校先后进驻了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才有所制止，以后中央又发出了革命大联合的指示，终于平定了派性斗争，毛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后发出了全国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学生陆续返校上了课，边学习边革命，形势稳定了许多，以后把三年制初中改为二年制高中，取消了考试制度，采取了推荐选拔制度。 在破四旧立四新中，红卫兵发挥了很大作用，挨家挨户翻四旧。古铜钱、字画、古茶壶、古装衣服、手饰等古董器，砸的砸，烧的烧，扔的扔，国家文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学校有一把很好的“板胡”，因上面刻着龙头让红卫兵一锤子砸了个稀巴烂。老师的宿舍受到了搜查，一位老师因用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垫箱底，受到了批斗改造；在反对优良传统方面，也别出心裁，制止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过年过节禁止封建迷信活动，提倡土葬改为火葬，真是对中国几千古老优良文化的荼毒，从此再也见不到活的历史了。 九、安心的肥城三中工作 1975年我调回肥城三中（原十二中）任教。地熟人生，由于老师们都是本籍人，大部分是从外县调回的，很快就都熟悉了。领导也都是本地人，先后有李连会、张洪生、刘绪华、李本新、乔明池等同志担任领导。当时是二年制高中，共12个班，教室、宿舍、办公室、伙房等一律是石砌墙的瓦房，校舍狭小而简陋，另外，还有勤工俭学搞的牛棚、猪圈。没有院墙、大门，更没有像样的操场。而且，上操还要越过生产队的一条浇地用的大水垅沟……虽然学校条件很差，但我感到很舒心。每星期六都回家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帮助家里种种自留地，操持操持家务，修盖房舍，还能沟通乡亲邻里的关系，来回同路的老师们有说有笑，非常开心且又知心。 到十二中不久，我对学校的印象是虽办学条件差，但校风很正，领导平易近人，领导班子很融洽，干群关系和谐。老师们同心协力，互敬互爱，共同进步。 我担任两个班的数学课，一个班的班主任，虽然任务重一些，但很愉快。领导对我非常关心，75岁的老母亲体弱多病，为看病近便，护理方便，张洪生书记亲自让总务处安排房子住下，并拿礼物看望老人，虽礼薄但情意重。家属被车撞着，老师们急忙相助，冰雪盖地的寒冬，张书记亲自出面调解，并以资救助。父母先后去世，领导和老师代表亲去吊唁，并以资助……和其他老师一视同仁，根本没因出身问题而歧视，甚感欣慰。 领导的体贴入微，激发起我的工作劲头，那时虽不强调升学率，但仍认真备课，刻苦钻研，努力把课教好。还积极带领学生到生产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搞好学校的生产基地及勤工俭学活动。78年恢复高考，主动担起公社邀请的高考辅导任务。记得是一个星期六晚上，在公社礼堂讲解了关于椭圆的整个内容，受到全体学生和教革组领导的高度赞扬，大大鼓舞了考生的士气。还应邀帮助供销社测量石油罐的剩油量，当时与刘光荣老师二人去的。油罐是卧倒的中间圆柱形，两端是球冠形，测起来较为复杂。经测量计算的结果与实销油后的剩余结果，其重量相差极微。受到采购站领导的高度评价，并宴请了我们，以表谢意。另外还教学生大地方田、水利测绘等，回队后都有了用武之地。 80年暑假后，调入我校一位新领导李书记，刚到校不久，对他的家属不大认识。因一件小事触犯了她，他却长时间把帐记在心里，对我大事抓不着，小事不难抓。在老师间说我教课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即是开会点名时，也第一个先问我到没到。我在课外活动时间因让学生拉了四百斤石灰修屋，不但不同情，还在大会上含沙射影的批评。唉！真乃是鼠肚鸡肠。处处以领导自足，盛气凌人，摆官架子。工作方法生硬、领导班子之间也不够和谐。 1976年10月，中央英明决断，一举粉碎“S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首先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我家也恢复了原来的富裕中农成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科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本是入党的好时机，时代变了，但个别领导人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却没有彻底改变，再加有报复之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能同意吗？既便写申请也无济于事。但对工作仍是勤奋努力，埋头苦干，尽到当教师的职责，对得起党和人民，不亏待学生。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后才改变了这位领导对我的看法，但他因种种原因，被迫无奈调入他校去了。 85年暑假后，骄明也校长调进三中，把李取而代之。此人平易近人，既能当官，又能当老百姓，工作方法非常灵活，与同志们之间相处很和谐。领导班子紧密团结，既能领将，也能带兵，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每年都能想方设法完成上级交给的升学任务。另则，对个别老师有不同意见他绝不当面训斥，总是平心静气，坦诚交谈，以柔克刚的办法对待。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 85年刚刚送走了初中毕业班后，新接高一不到两个月，骄校长突然让我教高三复习班，我又喜又忧，喜的是新领导对我的信任，忧的是已年过半百，又没从高一跟上来，教材很不熟悉，加上学生对知识的要求需加深、加广、加牢固，对学生的基础又不了解，近年又没有教高三，担心失败。我考虑再三，决定背水一战。毅然决然的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兢兢业业，刻苦钻研，有教有导，作业及时批改，经常与学生沟通教与学的情况。遇困难向老师们请教，不确定的问题，集体商榷，并且再找参考书作指导……经常备课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记得中秋节的下午，全校师生都回家赏月团圆，我独自一人仍在办公室里备课，经10个月的拼搏，终于获得了优异成绩。86年数学高考成绩全市名列前茅。被评为市先进模范教师，并发此状，以资鼓励。 说句实话，我们20世纪50年代大中专毕业的老同志，此时，绝大部分已年过半百，体力下降，智力减退，有的还体弱多病，所以对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领导高瞻远瞩，大胆启用新生力量，照顾老同志，使其逐步让贤。积极调动80年后一批批师专毕业的青年年教师。他们20-30岁，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干劲十足，进取心强，这是领导的英明决策。经培养、重用，大部分都成为教学中的骨干力量。一级下去一级鸣，雏凤胜过老凤声。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升学人数逐年增加。学校声誉愈来愈高。 随着改革开放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市教育局的大力扶持下，于88年在原校路北扩建为教学区，教学楼，办公楼，操场，院墙，大门，一一建全。校园焕然一新。90年我们全体师生搬进新院，享受上了舒适生活。南院定为生活区，也逐步由瓦房改建为楼房，成为肥城市一处比较合格的高级中学。 89年我的身体逐渐衰弱。工作力不从心，到92年实在坚持不住了，才无奈退居二线，为学校做些服务性的工作。97年（按档案）正式退休，回忆近40年的教学生涯，虽然没有对国家做出惊天动地的大贡献，但能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对得起党和人民，自感问心无愧。扼要总结如下：一生从教，一尘不染，育罢桃李，颐享天年。在上级政府的关怀下，97年在市中区为我们城外退休的市直高级教师盖起了公寓。陆续于98、99年乔迁廉价新房，虽是退休了，但学校领导仍时刻关心老同志，每逢重大节日，领导总是亲临拜访，不是送物就是送钱，以表慰问。甚感欣慰，特别是每年桃花节，总是请回学校欢聚一堂，设宴招待，环视校貌，忆旧展新，畅舒情怀，拍照留念。乘专车游览“世上桃园”，以祝愿我们度过幸福的晚年。 根据国家教育事业规划的需要，三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市以高标准、严要求的方针，为三中60个班规模的新校，又在城区内拔地而起。2013年秋，全体师生员工已乔迁新校，是国家达标的肥城第一流的唯一的一处崭新中学—肥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十、祖父与家 祖父筏公应罚，生于1879年，于1961年农历正月去世，享年86岁。是筏氏家族第22代嫡系。此辈单传，其余几家曾祖父，因种种原因家景都逐渐败落了，只有祖父日子过得较好，虽然文化程度低，政治敏感差，但勤俭持家乃是行家。 祖父的观点是：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自己不吸烟、不喝酒，连子侄也不让沾染。鸦片、赌局等陋习更是不沾。一辈子连个皮袄都不肯穿。年年积蓄买成地，一心想通过种地发家致富。经常教育家人：捕鱼摸虾耽误庄稼。玩鸟不如喂鸡，养花不如栽柳……到20世纪30年代，也正是祖父年富力强之时，家业之大在本庄已小有名气。全家祖孙三代十余口人，有地千余亩，楼房三十间，平房百余间，大车骡、牛俱全，长短工技工女佣人皆有，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非常幸福。 祖父性格倔强、有志气，内心善良，为人耿直，办事公道，在族家和群众中颇有威信。县、乡官家对他也颇尊重。只是对民主政府有些看法，帮日本人办过一些小事，后来也协助过国军，从而受到新政府的歧视。 近族的几个大家土改后日子败落，有的奔上海，有的混东北，有的投亲当顾问。姑娘们都嫁了穷鬼。冼心革面，与老人脱离了关系。 解放前，祖父对本家的亲戚们关怀备至。远族的一位大爷，中年丧妻，孩子无人管问，家景困难，因成份高再娶妻难，求其协助。听说四川有一丧夫之女，谁给10块钱就嫁于谁，祖父慷慨解囊，当天开仓卖粮，凑足10块钱，星夜赶往千里之遥的四川，将妻娶来，又生三子一女，人兴家旺，恩亦未忘。对佣人和贫寒之家，例如拉车庄稼、耕耕地，帮点种子等，祖父总是痛痛快快答应。 对隶姓本家族，都是祖母支应。祖母深知穷了帮一口，胜过有了帮一斗。都是愉快相助，绝不让空手返回。对于长短工干活，工钱一文不少，该粮一粒不缺。祖母经常说：“家里做好饭，不用地里看。” 祖母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出身亦非寒门，受过礼仪道德的教育，是祖父的好内助。不但操持家务，管雇女工（当时有母亲、婶子还有3个姑），还帮祖父管理场里、地里等外事，不断提醒祖父，东坡庄稼何时收，西坡地里何时种……知道祖父性格有时固执、难免得罪人。发生争扯，总是祖母出面调解，有理无理让三分，化干戈为玉帛。 祖父吃尽了文化低的苦头，到父叔之辈，一心供读书，可惜世道混乱，只读完高小就回家了（在当地也算文化较高者），在校时父亲想参加赤化党（即共产党），祖父坚决不同意，所以，家中没一个当上一官半职的，也正符合祖父的心愿……种地发家撑门户。 祖父之辈是单传，势单力薄常受大佬欺压，心中愤恨，日本人来后，才起了依靠日本人撑门面的念头。日本人对一些乱党虽狠，对祖父却比较好，祖父打心眼里高兴，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再不受邪恶势力欺压。打算在南场里再建百间新楼房，但因救国军捣乱，未能如愿。 大伯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不想当官为宦，不愿折腾，混乱，什么党派不入，什么军队不干，青红帮、道会门也不参与。只盼国泰民安过日子。这岂不是妄想吗？他通过上洋学堂，结交了一位杆子，此人土匪出身，武功超群，平时好打暴不平，经常干杀富济贫的差事，受此君影响，大伯也开始打鬼子，回家对祖父说日本鬼子如何如何不好，国家遭难匹夫有责，国泰才能民安，国富才有民强，他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卖地出兵，捐钱买枪，要人出人，主动捐粮……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当卖国贼（汉奸）。伯父要参加八路，祖父不肯，严加斥责，并把大伯关进自家的牛棚里，让祖母看好，别让其跑了。当晚大伯父趁着夜色便溜出村子，跟杆子去了北山，后来杆子当上师长，大伯父为团参谋长。百万大军过长江时，杆子因惦记老情人，偷跑回家，大伯父也跟其回到村子里，非常可惜地与军队脱离了关系，这等级别的军官，做出这等不明智的事来，在全国也不多见。 十一、抗日有功的父亲 经过几年的混乱，国民党征、军阀们夺、日寇抢、汉奸掠，还有地方杂牌军的趁机敲诈，无一宁日，谈何种地。祖父无权无势，无靠山，任其宰割，就像块肥肉，很快啃成骨架。美梦完全破灭了。家业实在难以维持，被迫无奈，于山东大旱之前分了家，祖父和叔生活影响不大，可父亲这边9口人之家，人多地少，伪村政府（汉奸）今日要给养（粮食），明天摧出夫，父亲对理家不内行，又临大旱，所以很快破落了，几乎当了乞丐。 家败人穷，父亲只为全家人的吃穿就愁够了，哪有让孩子念书之心。可祖父仍惦记着孙辈的文化。记得我读小学时，祖父手把手的教我写字，面对面的让我背书，大年初一也不让玩玩，上高小、中学都是他老人家大力支持下度过的。卖掉他心爱的东西给我交学费，拖着年迈的身躯，挑着几十斤重的东西，送我到50里外的肥城（原老城一中）上学。直到我参加了工作，仍叮嘱我要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好好教学，莫打学生……语重心长的说：“咱家终于有为国家工作的人了！不容易呀，要珍惜。” 我59年工作，老人60年冬病了，我没能亲自伺侯，只是备了几件寿衣料。61年寿终，父亲因怕影响工作又没告诉我。老人对我莫大的精神支持。终生难忘。但对老人的恩几乎未报。爷爷，我对不起你，欠你的太多太多了。忠孝不能两全，请您在九泉之下，原谅你的不孝之孙吧！ 父亲，筏公白虎。生于1906年，于1982年农历2月18日寿终，享年77岁。一生务农，淡薄名利。 父亲自幼读书，高中文化。在校期间受到外来思想的熏陶，对国家形势有一定的认识；他的同窗同学王某某（号是王少奇，家住现王庄镇草寺村）是不公开的党员（赤化党），经常夜深人静时用煤油灯或手电筒在被窝里密秘看草黑文件。对父亲说咱中国之所以穷就是极少数人占据绝大部分土地，而绝大多数人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严重不公，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达到耕者有其田，就必须革命。现在南方已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了，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迟早会有这一天。 学校当局对怀疑是赤党的学生，挨个进行排查，知情不报者，严加处理。多次恐吓父亲让其举报，父亲冒着开除学籍的危险，只字没暴露王的身份，使王少奇避过了道道难关。 由于世道混乱，父亲没混个一官半职便回家跟祖父种地了。但却没有像祖父那种一心想通过巴结日本人致富的思想。在父亲眼中，日本侵华，烧杀抢掠，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举国上下爱国志士，不分民族，阶层，党派，皆是可以团结的力量，枪口一致对外，他数次向爷爷要求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背着爷爷积极捐钱买枪备粮支前，支持好友参加红枪会，配合游击队展开抗日反奸斗争，因此父亲两次被捕，险些丧了命，爷爷曾两次将其赶出家门。 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家家贴对联，户户摆香供，锣鼓喧天庆胜利。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建起了民主政府，陆续展开了反奸斗争，土地回赎，给雇工增资等。46年在农村土改工作队王保英同志的领导下，村里建起了农会，自卫队，模范班，妇女会，儿童团。父亲分管学校（校长）和妇女会工作，打着腰鼓，扭着秧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配合农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屐群众积极交纳爱国粮，大力宣传拥军优属和动员参军等工作。还组织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到18里路外的屯头村（现桃园镇驻地），为遇难烈士王若飞同志开追悼大会。 祖父叔父土改时为地主成份，祖父因在日本投降后又支持蒋介石诱杀了1名爱国志士，被处罚1万斤粮食，土地基本处理净光，骡马大车被充公归农会，父亲还算支持革命，所以大车允许我家使用，叔父的房屋和地大部分均出了，反而我家还多分1.5亩地，看来革命就是有好处啊。 46年国共发动内战，百姓的好日子又被搅乱。父亲组织并参与了到肥城（老城）去扒城墙，到万德（现属济南市长清）去破铁路，拆道轨，并运回本村埋在了学校的闲屋乱？岗里，爷爷获息后告了密，父亲再次被捕，农会集了全村200户人家的口粮，才将父亲赎回。 为莱芜战役，父亲赶着载军用物资的大车，亲自运到莱城。为躲敌人飞机的轰炸，日停夜行。黎明过莱城西的河时，正值腊月天气，河水结了冰，牲口冻的不下水。连长一声令下，全部官兵一律下车，捲上裤子，砸破冰，淌着接近膝盖的河水，牵牛的牵牛，拥车的拥车，顺利的渡过了河，父亲赞不绝口：咱八路真能吃苦！官兵平等，纪律严明，保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在动参（动员参军）中，妇女会、儿童团，扭着秧歌，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第二批动参时，父亲动员大哥和他未婚妻的哥参军，两家抓阄确定一人（大哥没有抓着）。 1947年还乡团从济南返乡，在石横设了据点，回家反攻倒算，杀害革命干部。农会的骡子被抢跑了，大车也不知去向，我家种地用不上牲畜了。 11月18日，杨德志下命令，坚决打石横。百姓拍手称快，父亲联合群众，筹粮、备衣、敛辣椒、烟壳----积极支前，父亲还参加了抬担架救伤员的工作。配合火攻、烟熏----两天激战，拔除了石横据点，活捉了返乡团6613人，处决了不法伪军大队长鲍星三，五百里泰西大地，人心大快，穷鬼们终天看到了的胜利的希望。 父亲一生务农，历史清白，没参加过任何反对党派和迷信组织，反而为党做了些有意义的工作。只因随祖父混为地主，便成了改造对象，文革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真是太冤了，对否，由后人评说吧。 父亲第一次被捕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国家危在旦夕。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起了抗日联合政府，备枪、扩军、筹粮、捐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可能是1938-39年的事，祖父为讨好日本人，准备把自己保家的二十条枪献给鬼子，父亲听说后，半夜偷出来，藏进山洞里，抗战胜利后，祖父又想把枪转交给国军，父亲又藏起来了，没有交给国民党管辖的村公所，偷着交给了的组织。在一个月黑风大的夜晚，经动委会干部张殿三（父亲同学的哥哥）牵线联系，父亲找了辆大车，奔波五十华里，将枪及六箱子弹，二箱手雷全部交给了泰西抗敌自卫团，后来，划成份时，农会想把我们家划成大地主，多亏张殿三县长出面说情，证明父亲是有功之人，才将成份划成了富裕中农。 此事惹怒了伪村公所，认为瞧不起他，也不服从领导，便寻机报复，诬告父亲投靠八路，是八路军的秘密联络员，于1939年春的一个深夜，五个手持钢枪的便衣队闯进家中，将父亲五花大绑带走了，天明才知道押进了演马庄日军华东司令部据点，经10多天的训导，父亲承认为八路做过一些事，但在祖父的指挥下，也为皇军做了一些事，是当时广泛流行的两面人。 日军司令板运太郎少将亲自归劝父亲投降，让父亲归顺日本皇军，做泰西八区伪县长。父亲一听要当汉奸，死也不干，便断然拒绝，说：“我一心爱国，只会种地，别的不会干。”板运太郎大怒，立即改押进特殊监房，让其反省，等后处置。10天后再次审讯，开始就是一顿毒打，让说出八路军泰西专区聚集地在哪里，父亲真的全然不知，无言可对。又是一阵毒打，打晕过去，用凉水泼醒再审。父亲遍体鳞伤，回到监房，坐不住，躺不倒，还生着虱子长着蚧，更是睡不着；放风（活动）时，手铐脚镣仍全带着。就这样10天一审，除鞭打外还用扛子压腿压肚子，压的鼻口流血水，甚至压出大小便来；向鼻孔里灌辣椒水，身上贴油纸当灯点，狼狗张牙舞爪向身上乱捕，以示吼吓----经两个多月的残酷折磨，屡次审讯仍无结果。后来日本少将回国开会，组织在敌内部的卧底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领导决定用汉奸中队长王启力换回父亲，日本人感到在父亲身上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就顺水推舟换了人。前前后后经四个月的非人蹂蔺，家中卖掉117亩好地，给组织上使用，才打通道道关卡，父亲才总算活着回家了。 父亲的第二次被捕 1942年至1944年，是山东遭大旱的三年，特别是43年几乎滴雨款落，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无吃无烧，有的扶老携幼闯了关东，有的卖儿卖女乞讨东平（因湖地收成较好些）有的饿死路旁……惨无忍睹，日本人，救国军，抗日军，每月每亩地要10斤给养。 我家靠大桌子的墙上贴满了村公所催给养的条子，陈的接新的，上月的未交上，下月的又来催。父亲看看墙上的条子，又气又急又怕，逼得父亲走投无路，成天躲藏着。 1943年农历四月初一早饭后，正想躲藏，催给养的和父亲迎面相遇，当面把条子交给了父亲。父亲霎时怒火冲天，说：“还叫百姓活呢！”说着把条子撕了个稀巴烂。并和争辩一番，当场把父亲叫到村公所，以抗粮不交，吊在枣树上毒打一顿，认为挨了打就算结了，却没想到闯了大祸。 第二天黎明前，4个持枪的救国军闯进我家，把父亲五花大绑押进了小李庄，以抗粮不交，就是反对抗日罪名，关押10余天，并加倍罚粮400斤，家中卖掉105亩地，才把父亲赎回来，娘咬牙切齿的说：“什么军也不是好东西，要是没有军队老百姓才真正会过上平稳日子呢！” 十二、三次致命的险情 1942年正是山东大旱之年，我8岁，二哥10岁。正当麦黄季节。我二人在自家地里割草，祖父和父亲忙着浇地种菜，怕我们影响大人干活，更怕踩坏庄稼，于是撵我们回家。在路上走着，我向二哥说：“咱家里那棵槐树上有窝斑鸠，孵出了小斑鸠，我准备去捉。”二哥说让我给他一个。我不大同意，说着便回到家。正巧母亲在西屋里给我们做鞋，没有打招乎二人就走了。时间约下午4点。 槐树与西屋中间隔着两间伙房隔着。树高约5米，直径约30公分，我便爬了上去。二哥怕我不给他小斑鸠，在我身后也爬上了树。二人爬到同一个树枝上，我看到小斑鸠黄毛了，向二哥说：“二哥，你看，小斑鸠黄毛了。”二人一齐向前探身一看，把树枝压断了，二人正巧同时掉在一个磨道里。我幸亏先落在一个小屋檐上，一稳又落在地上。下嘴唇被树枝扎透了。母亲忽听树枝断的声音，哭着跑过去，看到我满脸是血，认为我摔得重，急忙用面粉按到嘴上。我清醒过来后，看到男女老少挤满了院子，我哭着对母亲说：“俺二哥呢？俺二哥呢？”二哥直接掉在地下，躺在磨道里像得瘟疫的小鸡一动不动。此时近族的锦如二大爷火速跑到地里把祖父、父亲叫回家，哭着把俩拾到屋，喝的朱砂，又煮了两个难蛋。二哥头上摔了个大坑，五天还不懂人事。那时根本没有像现在的医院，既是有也看不起！又正是大旱之年，饥饿难忍，那有钱看病。只吃了几付中药。母亲日夜守护着，半月才慢慢恢复过来。我扎透的嘴唇至今留着伤疤。二哥本来有点耳聋，摔伤后耳朵变得更聋了。 上已阐述，二人掉在同一个磨道里，如果再偏西一点，就掉在磨盘上，两个人命霎时就归西天了。危险！危险！万分危险！！！群众说幸亏老天爷保佑，老辈人没做过坏事，才免于一死。从此，母亲逢年过节向磨和那棵槐树上供，烧香，磕头，以谢赐福。 第二次险情——摘榆钱 榆钱（俗名榆圈）是榆树上开的花，形状圆圆的，像小小的古铜钱，故叫榆钱。春天开花，人们都摘着当饭吃。而榆树是先开花，花败落后再生叶，现在这种树已不多了。被杂交的杨、柳树代替了。 1952年春，我正在石横完小上学。星期天回家带饭。早饭后母亲说：“你去摘点菜吧，拿回来掺到面（高粮面）里，蒸窝窝。下午带着好上学。”听后我便提着篮子拴上绳子，拿着镰刀出了门，准备爬树摘菜。清明前后，只有榆树开花结榆钱。我满树行里东望西寻，没有找到，原因是都被别人摘走了。剩下的星星点点，没采摘的价值了。最后在邱家家庙前面的尹家场堰边上，斜长着一棵弯弓似的榆树，直径约30公分，高约6米，顶部开满了榆钱，人人羡慕，可就是无人敢摘，原因是危险。我考虑再三，便吊着篮子、镰刀，冒险爬上了树，树身上一个个树楂阻碍着，实在难爬。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爬到树顶。歇了一会儿，就摘起榆钱来。约40分钟摘满了篮子，然后用绳子吊着篮子轻轻把篮子放在地上，又歇一会儿，便准备返回。 上树的时候，树楂在脸前，大楂躲开，小楂掰掉，可是下树的时候，树楂上了背后，背上既无眼睛又无手，看不见又抓不住，更不能回转身，只有死死抱着树身，一占一点往下退，半小时退下来有两米，胸膛扎破了，流着血，仍小心翼翼的继续下退，不料，一只脚踩断了树楂，身子猛一晃，偏向右边，一条腿在空中悬着，眼看要掉下来，霎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在十分危险之机，我死死的抱着树身，拼命挣扎，才慢慢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就这样万分小心的一点一丝的继续往下退，足足一个小时才退下树来。半死不活的躺在地上，又怕又痛又累又渴又饿，好久好久，眼看太阳正午偏西了，才有气无力地提着篮子回了家。其不知，母亲早已在家等着用菜了。 我回到家中，一见母亲就放声哭了，说：“这学我不上了。”母亲看见我凄惨的样子，紧紧抱着我，一句话没说，难过得禁不住也流下了心痛的眼泪。 第三次，是偷斗地主的大帽子和身上挂的大牌子。这些东西放在村公所的庙堂里，大门有四指厚，挂着大铜锁，很难弄开。偏巧，这一天斗完了父亲等人，天已大黑，村长家儿媳妇生产难产，要村长赶紧回家去想办法，匆忙中村长忘了上大铜锁，只让被斗的这些人自己把帽子、牌子放进屋里适当的位置，最后由押人的民兵把门虚掩上。听了父亲无意中的话，我与三第猛然一惊，平时村里不就杖着几顶高帽子欺压父亲吗？今日天赐良机，何不把这些大帽子，鬼牌子偷出来一把火烧光，看他们（贫下中农们）还能对父亲怎么样。 想到此，兄弟俩人等父母睡稳了，装上一盒火柴，偷着月光一溜烟向村庙跑去，门上的锁果然未锁上，一推门便开了，我俩急慌慌寻进去，抓着一顶大帽子使劲抛出门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声狗叫过后，门口憎地窜进一条半米高一米长的大狗来，啊，这不是那条军犬大战吗？不是跟驻村的杨县长去了专区吗，啥时候回来的。它太厉害了，抗战时，它咬死过三个日本鬼子，是只纯种的德国牡羊犬。只见它张着血盆大口，冲着我们扑过来，真是吓死人了，魂飞魄散呀。三弟的手指被狗咬着，疼得嗷嗷叫着大哭起来，我吓得手足无措，手里举着大牌子，也根本不敢去砸那只大狗，只怕它反过来咬自己，正在危急时刻，门外传来一声大喊：“大战先别咬，什么人在里边？”“杨县长，是我，小民。”杨县长立即呵退了大狗，了解情况后严厉训斥了我们，一场险情才被化解，多年过去，当时的那种可怕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做梦一想起来，总是一身冷汗，清醒后心怦怦狂跳一阵子才能平稳。， 十三、艰难的一处房 家属和孩子们先于1980年搬回家,本来房子是能勉强住,可是生产小队长不让住,,再让我借他人房子住,唉!岂有此理,无奈就住进了自家的不到7平方米的一间大门里,搭一窝棚做饭,东西都放在院子里裸照着,鉴于此况,被迫产生了在老院的墙处,自己椿芽树行里建宅的念头. 经大队党支部允许,秋收后开始动工了(后诬告违法建筑,另评述),再三和哥商量,最后同意我出资两个哥哥出工同心协力盖起了两间北屋(堂屋),泥墙皮时我正巧赶在家里,就帮二哥泥墙皮,半头午过了,百多里路还得赶回学校开校会,我就赶紧洗了洗手,骑车返样了,走到学校20里路的汶河河堤上,渴、饿、累、晒、困,便歇了一会儿，不料睡着了，醒来为急忙赶路眼镜丢了都不知道，按时参加了校会，校长正着话，我休克了什么都不知道，老师们急忙把我抬到邻近的工人宿舍里,火速请来了公社卫生院医生抢救,在校医的配合下,又针灸又服药,才慢慢苏醒过来,看建房多不易!经一年的努力,住进了四合一(即是宿舍,客厅,又是厨房餐厅)的两间新建土房里,虽狭小可舒心,虽劳累也高兴. 84-66年又接盖了两间,仍是我出资两个哥哥出力,特别是二哥,不但带头出力,还替我操心备料,因杀了队里应还的一棵树,反而扣上私杀集体树的罪名,告到大队,大会上点了名,全家人怕的流泪,说我惹事(详情另续)。 85年秋我调回肥城十二中（后改为三中）工作，借假日自已运土把200平方米的院子垫上了半米高，以备修院，随后几年里，父母和两们姑母先后因病去世，小妹夫遭遇车祸身亡，收正冤假错案一成份，本人阑尾炎手术，爱人让车撞着，孩子考学等，无心无力，无时再建，只是节衣缩食。筹资备料以待时机。 89年修起了院墙和一间大门，一间东屋，投资近千元，当时工资仅月收入44元。大门上用的门上槛月嵌，东屋用的水泥砖，窗户，还有桌面，条机等都是用水泥钢筋自己设计制造的，往往忙碌到深夜12点仍未歇息，经约10年的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一处250平方米的农家院终于落成了。在此特别提出的是我二哥，种地建房帮了极大极大的忙，不但积极带头苦干，还替我操心担风险，这情我永远难忘。 下面是院内舍施： 一、囤：是我自己削的杨树条，亲手编的上大下小园台形（无底）筒，放在一个用三块石头悬起来的磨盘上，里外泥上墙皮，然后上面用一圆锥形窝棚盖上，下面开一小门，盛上地瓜干，即遮雨又透气，即防鼠又防潮,简单实惠。 二、仑：底盘仍然是悬起，上面用砖坯垒了个上大下小的起脊式四棱台仑屋，侧面留一小门，里面又分两小间，左间放小麦，右间存玉米。用后可锁上。科学方便，防鼠防潮。 三、压水井：是在地瓜窖的基础上，又向下挖了四米深，中间竖起直径30CM的有孔水泥管，周围填上砖头、石块以利蓄水，最后整平恢复成原样。水泥管里插进引水塑料管，贴井壁快到窖口时，斜引到窖口外边1。5米处安上压水机头，这样压水和拿出地瓜互不影晌，节地又安全，从此，昼夜用水不出院，又给邻居添了方便，邻居说：“真奇怪，水从地瓜窖里钻出来。” 四、鸡窝：长方形用单砖砌成，最低层存鸡粪。第二层是窗栅式鸡室，左右开两门，中间用闸板隔开分两间，大小鸡各占一间，秋后小鸡大了把闸板抽掉变一间，有利于它们团结和睦。第三层是下蛋间，极顶作为香台，年节时摆供、烧香。平时存放杂物，整个鸡室通气透光，大小双鱼座人未染过鸡瘟，节地科学又方便，邻里乡亲都夸赛过洋楼，打油诗一首：“自己设计亲手建，简单科学且方便。节约地盘少花钱，邻里乡亲举手赞”。另外院内修上了厕所，院外垒起了猪圈，还添置了地排车等农用家具，可以说一切具全，不如愿的是享用不到两年。真是难全、难离、难忘。 1995年全家农转非，秋收后搬到学校居住。家中的一切大到房屋院落。小到锅碗碗瓢勺，全部留给四北适用（二哥有房），后来他搬进了敬老院，从此无人过问，至今30年了，年久失修，风雨摧残，房墙倒塌不堪，每次回家总是屋里院里看一遍，留恋的坐在椅子上喝碗水，吸支烟，躺在床上歇一番，回忆往事酸，每块石缝里都存着我的泪水和血汗，处处都留着我的手印和脚印，整个院落显示着我的勤劳和智慧，不易！不易！留恋！留恋！梦里也盼住几天。 十四、五大罪状 一、香椿树 父亲与叔叔分家时，父亲分着了打谷场作为房基地，一半盖起了一处房，另上半仍是打谷场。一没被斗，二没公。农业合作化后，打谷场逐渐不用了，二哥就在场里栽上了香椿树，经细心管理，到文革时直径已达约20公分了。 65年春小队在场南面生产队地里养了地瓜芽子坑，为备料大车在树行里通过，碰下了树皮，二哥用一薄石板竖在树根处保护，小队看见了一声喊着是是谁弄的拔掉，二哥说：“我”队长说：“你的吗？”你不当家，不老实给你戴上（意思是地主帽子）。就这样落了个不老实的罪名。管理十年多的树，掰了十年多的椿芽，因为一块石头，从此个人就不当家了，直觉委屈不合理。69年愤愤不平的群众反映到大队里。经大队调查了解清楚，又归还了我家，唉！此事若发生在贫下中农家，队里就得赔礼道歉，而发生在我家就应甘心情愿，才不致“惹祸”。至今我才想通了，这就是阶级路线。 二、私占集体地盖房。 1970年家属户口迁回家，本来房子勉强够住，反而把婶子撵到我家住。再三要求队里就是不答应。再给我借他人房子住。无奈才想建房，虽然是自家的老宅基地（先当打谷场，后成香椿树行），仍向大队做了请示，经大队党支部调查了解，同意我盖房。书记翟某某亲自对我说：“您兄弟们多，你愿意盖北屋就盖北屋，愿意盖南屋就盖南屋，别说不是集体的，即是后来归了集体也是大队批准的，反而有些小队干部给扣上私占集体地方建房子，并告到徐主任你这里，真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纯属诬告，如果徐主任不相信，可亲自去问，若不是事实，我完全担罪。 三、杀集体树。 73年入秋时候，本队的两个孩子在饲养院玩火不慎燃起了火灾，烧坏了牛棚，队里急忙杀了堰边上的一棵榆树当檩条修补了牛棚，事后二哥知道了便向小队长说明此事，堰喧上的哪棵榆树是58年俺栽的，队里集体的树行是以后栽的，相差好几年，要不信可查年轮看，队长说：是你的，你就在集体树行里杀一棵还你吧。“ 第二年春，我盖屋缺檀条，晚上再次找到小队长家里，重述此事，他允许了，第二天黎明，就从集体树行里杀了一棵抬回了家，后来反诬告我私杀集体的树，并反映给了住队工作组，真是出尔反尔，睁眼说瞎话，好样的贫下中农也不敢私杀集体树，难道我有冲天的胆吗！请徐主任调查，也可叫队长当面对证。 四、指地边。 可能是74年冬，队里批准本队社员邱七在集体（原是伐耕种后归集体）地主建房，想垫地基，但不知地边在哪里，北邻是谁的？若占着北邻的怕惹麻烦所以去问我，实际与我无关。我出于好心好意对他说，占可耕地得经上级批准；北边到堰，堰是昭金哥的，最好离远一点，免得以后闹矛盾，就这一句话并没亲自去看有的队干部就说我指地喧子，想反攻倒算，并扬言说想不要脑袋了！写二指的小条就把我开回来.大队开会点了名,住队工作组也知道了,全家人非常害怕,妻子哭闹着要走开,埋怨不该把户口迁回来。 我在宁阳回来，家人害怕的说我管闲事惹了祸。听说后当晚我找到大队书记，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并说：“地是集体的，我丝毫用不着，既是走路也不走哪地方，有什么权力有什么理由指地边呢？万一用着向大队请示。我本意为他好，反而没好报。”书记说：“你队里反映的，我不得不讲，尽管好好教你的学。”我一听，书记是宁左无右，怕扣阶级路线不清的帽子。 五、在集体地里栽树。 我住在庄边，院外是三大队房家一分地的老墓地，里面有五个坟头，乱石杂草，空地极少，多年来无人过管，偶尔有人种几棵瓜豆，也都被鸡狗糟蹋了。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号召群众栽梧桐树，防泥沙又发家，我七分钱一根买了一小梱树根埋到墓地里，免得闲着地。长出来的树栽都让周围社员移走了，什么也没顶用，部分队干部告我私自在二队集体地里栽树，所以我不能承认，徐主任若不想信可亲自查看。 徐主任听后一字没赞，一会我便离开了，心想偏听偏信，太官僚主义！ 从此以后再无人过问，这么严重的案件为什么不再向上级投诉举报呢？为什么当时即不制止建房又不勒令退还树呢？为什么不打成反革命呢？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小题大做添油加醋的扣帽子加罪名呢？为什么样？……主要是把可以团结教育的子女，把受党培养教育的干部，统统推到敌对面去，这对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利的，个别队干部听不得不同意见，这也是个人不利的。 对于老汉我这80来年的生活而言，是解放前10来年虽然社会动荡，但我却享受了人生的荣华富贵，感觉特别有意义，解放后接下来30多年的生活可谓艰难困苦，受尽人间白眼，虽然家庭成份是富裕中农，却因爷爷是大地主，曾给日本人当过区长，在批斗中摔伤，父亲替他开了几次会，所以后来也被当成地主对待了，我自然便成了地主羔子，每天生活在油锅里，那种惊惶失措的日子，想起来仍然后怕，当真是生不如死呀。后来这近40年，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是每天都做祷告，求上天保佑别再当地主羔子了，那滋味太难受了。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国家GDP增长稍慢了点，有些单位由于管理不善，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比如我们这里的大矿务局，20万人的企业，马上要倒闭了。早上闲逛时遇到了一个老煤矿，正在捡拾垃圾桶里可卖钱的瓶子纸屑等物品，用来给上学的孩子交学费，他对我说：“真没想到国家的煤矿会变成这样，我们都是为祖国煤炭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职工，几十年在矿山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使我们这些人，明显比其它行业职工衰老得快，几乎个顶个都患有这样那样的严重疾病，但又到不了法定退休年龄，不能办理退休手续，去外地干活又由于上有老下有小，脱不开身，加之干了一辈子煤矿，除了会用汽锤打眼，用大铁锨霍炭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学过，这半死不拉的年纪，没有技术，只有老弱病残的身体，就是出去了又能干什么。如今如今企业陷入极度困难，年纪轻点的可以自谋职业，像我们这些年过50的人，要资产没资产，要土地没土地，哪个企业还能要我们？在这偏僻的乡村，没有流动人口，小买卖也很难做。这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寻呢？几乎没有收入，没法生存了，有什么资格参加社会竞争？最近听说国家下了个7号文，可以让我们退休，这真是太好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风水轮流转，这年头干企业的看来都不行了，但我个人的生活却没有受到只星半点的影响，这都是三中全会带来的好处。即使现在没有佣人伺候，没有长短工帮忙，我过得也还算可以，我们这些曾经的“地富反坏右”子女，现如今都凭借着脑袋瓜比那些穷光蛋聪明些，在崇尚金钱的经济社会中，处于中上游水平，比起父辈们，整天挨批斗，受刑罚，我们知足了。人这一辈子，怎么过都是过，吃苦受难是过，揪心受怕是过，享受金钱美女是过，平平淡淡也是过，人的命是天定的，不是人力所为。如今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如前了，吃穿用度虽然无忧无虑，但已经到了无福消受的地步，想长命百岁，只是身体不争气，又得不到张果老的长命丹，唉，没有办法可想了，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吧，我将好好珍惜如今的生活，写一点回忆录，让天南地北的大众知道我的故事，一个平凡的地主后代的真实生活。 赞 (散文编辑：可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