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最普通的人身上找到了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找，而是他的体现.。——题记
　　
　　说起这位普通的人，就让我想起故乡的年节。故乡的年节热闹、喧嚣、喜庆、热烈，这都因为故乡年年都有地方特色的小戏，一幕幕，一曲曲精彩优美的小戏在故乡的土地上上演。年节，这些小戏如春天山野的花朵，以淳朴的底质，以五彩的色泽，在一个一个村庄开放。今天，那喜庆热闹的场面，那年节浓浓的氛围，在我的大脑中不时的浮现。
　　
　　这样的年节与一个普通人有关，这位普通人就是喜庆热闹的导演。他没有文化，没有经过正规的教育训练，但他却能导演出一幕幕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扣人心弦的地方小戏。有了他，我的故乡就有了年节的热闹喜庆，就有了属于年节的声音和色彩，就有了欢声笑语，就有了年节浓浓的气氛。那年节才有了真正的动感和美妙的享受。
　　
　　故乡的小戏真如故乡山里的红果那样玲珑剔透，活泼可爱，鲜艳夺目，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一出《摘红果》的小戏唱红了山庄窝铺，唱响了山野沟壑，唱出了欢乐祥和的年节气氛。红果，又名山楂，山里人曾因它的价格一度上涨，使山里的一些农户转眼间就告别了贫穷，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于是乡亲们像一眨眼工夫夫就找到了摇钱树，到处都可看见寻找山楂树苗的身影。真如洛阳纸贵，树苗一度脱销，找一棵树苗真比上天还难。那几年，因为人们抢着栽种山楂树，那些山野沟壑、田间地头所有空闲的地带都是向生命的高度成长的幼苗。这些可爱的幼苗给自然的山野增添了无限生机和色彩。
　　
　　每年一过大年初一村村就到了排练节目的时候，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熟知的这位普通的长辈人身上。说是长辈，因为我尊称他为姨夫。说起这个称呼，其中还有一个不是直来直去的情节。我母亲很小时就父母双亡、家道败落，母亲突然陷入生存困境。于是村里一户富裕人家心发慈悲收留了我年幼的母亲。这户人家有一个女儿，自然和我母亲成了一对姐妹。这个女儿后来成为我称呼的姨姨，姨姨后来嫁给了我现在尊称的这位姨夫。如此这番，这亲戚的关系即以构成。多一层关系，多一份亲情，这世上人与人的距离就有了分明。可是，利害二字从来就是脚前脚后步步紧跟。那时学校红小兵的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我小小年纪也知道这叫“不光荣”。父亲三番五次去找称作大队的最小机关的人理论，不厌其烦的陈述我母亲的真实情况。在父亲的努力下，我总算戴上了红小兵的红色袖章。袖章戴在了胳膊上，那心中就有了和小伙伴们一样的光荣和平等，愁苦的脸也跟着由阴转晴，脸上还时常绽放出如花的笑容，时常站在红小兵的队列里一起去参加集体劳动，一起去喊着同样的口号参加自己不懂的斗争。那是一段多么活泼的岁月呀，那是一段多么狂热而又难忘的岁月呀。这样说，我想到了我的双腿，我的双腿那时能奔走，能奔跑，今天这一对和我紧密相连的“兄弟”就是不再听话，不听使唤，尽管我对它俩百般的呵护、同情和可怜。
　　
　　剧本是姨夫编，导演也是他担当。他不识字，村里临时为他安排一名识字的年轻人。每当此时，他就会微闭双眼，于静静的沉思中想着戏文。他想好一句说一句，身边的小青年就赶紧往纸上记一句。一年一出的几场小戏，就是在我的这位姨夫的一句一句的沉思中酝酿而成，导演而成。导演，对他来说更是一个严密把关的细活，因为临时抓来的十几个青年男女，对演节目根本陌生。这样的现状，姨夫在十天左右将几出小戏必须熟练排成，这任务定然是不可推卸的繁重。在那段人人都在走亲访友的喜庆日子里，我的这位姨夫带着十几个青年男女白天黑夜的抢着时间排戏，每年都会按时将那些地方特色的小戏奉献給山里翘首期盼的乡亲。
　　
　　姨夫家有几个姑娘，每个姑娘都当过姨夫这个导演指导下的演员。因为每年时间紧迫，一时凑不够演员，姨夫就只有让自己的女儿上场。我曾看过姨夫排练。无论是演年长的老汉、老婆，还是年轻的男女青年，姨夫都得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做着示范动作，对待自己的女儿也一样认真。直到姨夫对每一个细节感到满意为止。姨夫家的几个女儿，从十多岁到成人出嫁，都相继在父亲的导演下为村里演戏，为山村的年节增添一份喜庆的色彩。姨夫的一家人为山区的地方文艺付出了莫大的贡献。
　　
　　我记得我们村里在那革命的年月，曾演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这些戏，都是经姨夫一手导演排练而成。那时村村有戏，每到年节，村与村互相到各村演出。那时人的精神全被戏中的情节感染，就连年幼的孩童也能背诵几段戏文。那些年月，偏僻闭塞的山村，处处都是样板戏的声音。乡亲们都知道，那飘荡的声音里有姨夫的忍辱负重。姨夫家成分不好：富农。在那讲究成分论的年月，我这位姨夫得不断的接受教育改造，接受不断的批判斗争。我曾亲眼看到过斗争姨夫的场面，那场面回想起来都仍然是心惊胆颤。那年月，姨夫是一边接受批判斗争，一边还得完成为村里排练节目的任务。今天我不断的猜想，姨夫是如何调整自己受伤的心态，如何完成从悲观到乐观的心理过程的？被人斗争是一种难以抗拒的伤痛，接受排戏也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苦痛。由苦痛的心中奔放出的乐观的笑脸，扭动着示范的身躯，到底需要多么大的胸怀才可默默的调整？我难以推测。反正姨夫做到了，他的做到让我在多少年后的今天才进行对他的思索和思考。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是在听着姨夫导演的样板戏密集的声音中成长的，今天我的血液里仍然流动着那遥远的声音。
　　
　　改革开放后，年节的小戏就变成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时事方针政策。姨夫为了熟知熟懂每年的政策导向，他平常时时处处得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姨夫不识字，他得让别人一句一句、一遍一遍给他念。直到他熟记于心，彻底领会了其中的内容、方向和精神。这样，每到年节，他就按照当前政策需要，编排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小戏。这样，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增添了年节的喜气。有时因特殊原因没有收集到政策性材料，他就得托人到处去找，找来材料，再找来人给他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姨夫的每一个年节就是在牺牲自己、在领会时事政策、编辑戏文脚本、排练成轻松悦耳的地方小戏中度过的。
　　
　　2010年的夏季，突然听说姨夫去世了。我因身体原因，多年未回家乡，很多年也未见过这位姨夫。尽管姨夫已80多岁，他的离去也难免我心中别离的伤痛。他毕竟以特殊的形式深深地铭记于我的心中。想着千千万万的农村，像姨夫这样为山村的文艺事业默默地奉献着毕生光和热的人很多很多，因而我写下了这篇文字。一是对我这位叫做靳胡孩的姨夫的追念，二是对这种奉献精神的颂扬和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