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温江区和盛中学校门正中位置，矗立着一尊高达9.35米“川西剿匪殉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由碑座、碑身、碑顶三部分组成，碑座、碑身呈正六边形，用天然黑色花岗石装饰；碑顶呈四边形，用天然汉白玉贴面，碑身六面碑文经镌刻后用黄色油漆填写，碑座四面碑文采用金色浮雕镶嵌。碑文全由正楷字镌刻，整个建筑庄严雄伟，独具民族风格。
　　该纪念碑主要是为了纪念成都龙潭寺惨案中牺牲的朱向离将军以及川西剿匪斗争中牺牲的烈士，是川西地区唯一的剿匪纪念碑。
　　1950年2月5日，部分假装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在在成都龙潭寺制造了一起震动中央军委的暴行，将负责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的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和18名解放军战士残忍的杀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到了2月11日（腊月二十五），川西腹地温江地区匪特头目陈利石、陈公爵等在温江吴家场成立“温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发动更大规模武装叛乱（史称二五叛乱）。叛乱当天，温江境内包括和盛乡在内的十多个乡镇同时发动暴乱，76名解放军战士、征粮工作队员和无辜群众遭到袭击杀害，60余万斤军粮也被叛乱分子抢劫烧毁，叛乱分子多达3000余人，并且两次围攻温江县城。
　　指挥温江剿匪作战的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巴东籍老红军朱玉庭，时任温江军分区司令员。
　　据《90版温江县志》记载，2月11日下午，叛乱分子从四面八方开始围攻温江县城，气势十分嚣张，当时温江城内仅有400多人的警卫部队和地委机关干部。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朱玉庭司令员亲临前线指挥，并迅速调兵遣将，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成功挫败了敌人的两次攻城。2月26日晨，朱玉庭司令员领导主力部队出击，直捣匪巢和盛乡、吴家场。成功击毙匪首总指挥陈利石、副总指挥黄承柱及主要叛匪100余人，生俘叛匪副总指挥祝德成和匪众800余人，缴械投诚1200余人，肃清境内全部叛匪，取得了温江地区剿匪斗争的胜利，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朱玉庭后来相继出任了川西公安总队总队长、四川省军区兵役局局长以及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并于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3年，毛主席百年诞辰时，已从军队离职休养的朱玉庭将军曾经为世人留下《我心中的大救星----毛泽东》诗词一首，他写道：
　　秋收号角吹鄂西
　　跟随救星寻真理
　　挥戈神州靡千军
　　开创盘古新社稷
　　戎马一生筑长城
　　肝胆荣辱共此生
　　昔日奴隶今将军
　　不渝忠贞念救星
　　朱玉庭将军用寥寥数语概述了自己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的戎马一生，这也正是对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最好诠释。
　　其实每一枚功勋荣誉章的背后，都有一段浴血荣光的光辉历程。朱玉庭将军在《我是怎样参加红军》（巴东文史资料第三辑）一文中，详细回忆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
　　朱玉庭将军生于1909年，是巴东县石门台黄家铺子（现水布垭镇石门台村二组）人。1930年11月，贺龙领导的红军转战巴东的时候，朱将军参加了巴东石门台乡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并在1931年红三军与川军会战野三关时编入了红三军七师二十一团一营二连，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巴东作为巴兴归、湘鄂西、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过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游击大队、红军49师及红三军教二师。巴东人民前后有万余人直接或间接参加过红军及赤卫队，但坚持革命胜利直到新中国成立时的老红军屈指可数，并最终成为开国将军的仅仅朱玉庭一人。充分证实了革命斗争的曲折性，更说明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巴东红三军烈士陵园和“川西剿匪殉国烈士纪念碑”都是朱将军生前多次探访的地方。一处是鄂西家乡那些壮志未酬过早牺牲的红军战友的安息之所；一处是川西温江那些捍卫新生人民政权卫士的殉国之地，怎能不让戎马一生的将军为之魂牵梦萦。
　　难怪将军发出“肝胆荣辱共此生”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