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告诉他兜里快没钱了。神奇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仰望天空，看着吐出的团团烟雾，想着以后的日子，茫然了。
　　自从辞职回到北京，就没了工作断了财源。原本当老师的两口子一下成了无业游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暂时借住在父母那儿。文革后落实政策，被收公的老宅子已经划到自己家名下却不能住。住在里面的人家，等着政府安排好后才能搬走。无奈，自己也得出去租房住。城里的房租贵些，就到便宜些的城乡交界处租了间小平房，然后从旧货市场买来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大衣柜，一家三口好赖有个落脚的地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下海经商的大潮刚刚兴起。那会儿还没有劳务市场这一说，私营企业也少的可怜。“练摊”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神奇王也不例外。干什么都得要资金，他没有。辞职回来带的两月工资也快花完了，神奇王心里着急呀。连续三天睡不着觉，嘴上起了泡。一天，天不亮他就悄悄的离开了家，在马路上溜达来溜达去，看能找点什么活干干，度过暂时的困境。可又能干什么呢？神奇王不知道。
　　东方的天边露出了鱼肚白，天亮了。地下的烟头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堆。他蹲在马路边正在犯愁。一位用自行车推着一台电视机的老先生过来问路：“小伙子，你知道周围哪有信托商店吗？”，“哎呦，还真不清楚。您找信托商店干嘛呀？”，“嗨，电视机坏了，放在那儿也没有用，还占地。”。听说是台坏了的电视机，神奇王心头一亮。修那玩意是自己的拿手活呀。“您打算卖多少钱？合适的话我就要了。”“你看着给吧。”神奇王知道自己身上钱不多，但到底有多少也不清楚。把兜里掏净，数了数就剩六十七块钱了。然后对老先生说：“您看，我就剩这些，给您五十，行吗？”老先生犹豫了。“要不给我留七块，买点吃的，给您六十。行就行，不行就算了。”老先生是个知识分子，在科学院工作。不在乎那个坏电视机能卖多少钱，没说什么接过钱，把电视机交给神奇王后就骑车走了。
　　神奇王迫不及待的打开用布包裹着的电视机，“三洋牌，红色，八成新”。那年代，电视机是紧俏货。这种进口货都是那些出国人带回来的。满心欢喜的他，扛着电视机转身就往家走。没走多远在路边还真的发现一家信托商店。以前，北京有许多信托商店，专门收旧货。家里不用的东西都送到那儿去卖。回到家中，他迫不及待的打开电视机后盖，接通电源只见屏幕闪了一道亮光，没有声音也没有图像，完全黑了。解决这点小毛病对神奇王来说太容易了。很快找到了毛病，把损坏的元件焊下来再把新的元件焊上去，时间不大电视机就修好了。看着好看的节目，听着悦耳的音乐，上小学的儿子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个劲的说：“我家有电视机了！”神奇王太想给家里添台电视机了，可是眼下不行。为了生活，神奇王狠狠心扛着电视机再次走出家门，直奔信托商店。商店的收购人员看了看机器说“东西不错，把你的证件拿来。”那时候，工作证是身份的最好证明。幸好神奇王辞职时工作证还没收。“陕西的？”“啊，插队在陕西……”。“放在这儿，信托330元；要现钱300元。”“那就300吧。”。接过厚厚的一打钱，（那会儿最大面额是十元）心里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
　　一台坏电视机经过神奇王一修，去掉本钱60元，净挣240元，可把他乐坏了。神奇王高兴的不仅是这240元能解决眼下的生活困难；也不是它能顶几个月的工资；而是让他看到自己可以在北京生存的希望，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后来，神奇王每天都在信托商店附近收电器。好的交给信托商店，有毛病的人家不收。他就修好后再卖给信托商店。一个多月下来收入还不错。有那么一天，正在忙碌的他，突然被派出所的民警叫走。到了警局才知道，信托商店的人怀疑他的东西来路不正，向派出所报了案。神奇王告诉警察，自己先插队后工作，辞职回北京后没有工作，凭修理电器和收售电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警察查阅一番相关材料，确认其合法。临离开时还请神奇王帮他们修台坏了的电视机。情况反馈给信托商店后，他们也就放心大胆的收神奇王的货了。时间久了大家也就成了朋友。
　　神奇王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一些同行看着眼红，开始挤兑他。先是半路拦截货源，后来，开始找茬。一天，一个小子直接砸摊子。神奇王耐着性子好言相劝，对方不仅不买账，还动起手来。无奈之下，神奇王把他打翻在地，教训了一番。
　　几年的辛苦下来，神奇王的腰包鼓起来了。可是他不甘心一天一天的这样过日子。他是个勤奋和好钻研的人。当时彩色电视机极少，谁家有个十二吋黑白电视机就了不得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楞把黑白电视机改造成彩色的。也正是这样人们送他一个绰号“神奇王”。现在，有点资本了，何不把自己研发的产品“彩色油印机”投入市场。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算是个新鲜东西。他创办了公司，生产、销售“彩色油印机”成了谋生的新手段。随着日本“彩喷”的引进，他的那个产品退出了市场，但他那颗善于探索的心始终在不停跳跃，埋头研究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开拓属于他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