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道风景--------说辜鸿铭
　　记得多年前读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老回顾北大当年人事，提及辜鸿铭，说辜在北大做教授时，众人已将标志着清王朝子民的辫子彻底剪去，却惟独他一人拖辫招摇，并且自鸣道“一枝独秀”。由此见其保皇之心绝非造作哗众，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关乎人生的价值取向。至少说明他虽不合潮流却不因潮流而失自己的本性率真。当然他也不同于张勋，张勋的辫子军以武力恐吓为后盾，辫子成为复辟清王朝的旗帜，号召清王朝的拥趸们与时代潮流对着干，在这儿，辫子成了一种政治态度。

　　看辜氏的行迹，犹如读近代稗史，真切而轻松。这当中有他关于为蓄妾做的辩护怪论：只有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绝无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道理。还有面对洋人对华人的蔑视他将英文报纸倒转来读，洋人以为他文盲愚蠢而生嘲弄，不料他却以标准的绅士英语说英文实在低级只配倒过来读方觉有趣。等等。他的人生经历很有戏剧性。他生于英人治下的南洋，启蒙之后，随养父进入苏格兰公学后就学于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学校对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的认真，使他在英国古典文学方面具备了深厚的基础，在少年时代树立了纯西式的三观；14岁那年，从苏格兰到了德国，以背《浮士德》学德语，再背诵37本的《莎士比亚》学英语，在柏林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爱丁堡大学，在这儿成为了托马斯．卡莱尔的弟子。毕业后获得爱丁堡大学的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又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学和政治学。住在巴黎名妓的住宅中，养父让他要从此看清楚人世间浮华热闹后的真相。历史学大师卡莱尔的朋友，巴黎大学的某教授告诉辜鸿铭，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通过法文和拉丁文翻译的片段，虽然不全面，但已觉其光芒万丈，你只通西学不行，必须要再通自己民族的文化。很多欧洲人从中国文化中得到了启发，但往往数典忘祖，得了好处却死不承认。比如黑格尔，他声名卓著的《小逻辑》其思想的原型来自中国的《易经》，但一番偷梁换柱改头换面后成了辩证法大师，然后反过来在他《历史哲学》中嘲讽中国人没有哲学。真正是思想卓著而人品低下。回国成张之洞幕府，汉语水平不高，他以读《康熙字典》作为入中文的课本。据他自述，有一事刺激他发愤读中国典籍二十年，一次逢张之洞寿辰，贺寿名流中，有大儒沈曾植，沈被公认为同光间“硕学通儒”佛道律令、金石书画、宋辽金史、西北舆地等无所不精，张之洞向辜引荐沈后，辜向沈阔论西学西法，但很久沈不言一语，辜怪问何故不言，沈十分严肃地回答，你说的我都懂，但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20年中国书。自此，他“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自成一派，在国人纷纷向外着眼已成潮流时，他却倒行逆施地独自向内，以向西人鼓吹民族文化为己任。把《论语》译为林语堂评价为“纯为维多利亚中期之文”的漂亮英语，让外国人感到佶屈聱牙的中国典籍有了清晰美感的外语表达，直到现在也难以超越。但中国人只知道严复林纾而少有人知辜鸿铭。所以，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另一道风景。

　　辜鸿铭曾说，在他的那个时代里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因为他学成之后就一直革命到了现在依旧革命；另一个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学于西洋，婚于东洋后就回到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保皇，清朝覆亡也不改初衷，到北大聘他做教授时，依然保皇。所以，可自评为一个与蔡比肩的好人。颇为奇怪的是，从小就不在国内，学成于西洋，回国后反而成为了忠心耿耿的道统的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维护的道统，对他而言应该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所以，浸淫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就高扬着的人本主义精神理念，大约还有些西化的人权观，因而对保皇表现出的忠诚就迥异于张勋那样的急促刚硬。虽然为倒塌的王朝做道义上的支持有悖于民族的历史道德，但一个顽强求生勃起于历史间的“异族”王朝的终结，难免会带起一种大历史观下的沧桑幻灭的末世情感，一个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王朝贫病交加终至覆灭，无论如何总会引起多愁的文人们伤感地拘洒一怀逝者如斯的眼泪。甚至象王国维般投水以全志。而留一个辫子不去投水，也正是辜氏的态度。同情而不盲从，就像他对民族文化，极力维护也多有批判。
　　一个时代被历史潮流灭亡，不见得这个时代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如果一个生存过很多年的时代，影响了一个民族数代人的精神风貌，造就了属于这个时代独特的精神气质，形成了关于这个时代的普遍的价值观念，那末，当这个时代灭亡时作乐观式的欢呼，并在行为上以积极的革命做创诞新时代的助产士，和一个遁避其外而做冥思旁观的消极无为者，从意义的角度看，有同等的价值。彻底的革命与彻底的保皇犹如一物之两面，相反相成。假如没有革命的对象，革命就不能成立，而如果王朝不陷于摇摇欲坠酝酿改化鼎新或革命之时，那保皇也就无从表现他们的忠诚了。这一反一正的对立中，包蕴着的就是时代的精神和文化。
　　蔡元培是彻底的革命者，辜鸿铭则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二者都没有摇摆与逢源，但在二者之间的大多数，在命运未定，前景不明，凶吉难卜的晦暗动荡中，却做骑墙之态，见风驶舵，见势大利多者便摇身于其中，急急地挑破了房瓦剪去了头发做了革命党；但见革命党人捕去了纷纷被杀头，又悔恨自己选择革命党有性命之虞，本钱太大。于是就戴起了假发说自己从来就保皇。因而当革命或保皇从欲谋利其中的时髦潮流，变为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生态度甚至是信仰时，能坚定不变初衷者便令人钦佩。
　　大约在中国人的心理依赖了两千年的皇帝一朝被打到弃之如弊屣的同时，依据着皇帝建构起的两千年的价值体系，伦常规范、情感皈依也都因此而一朝悬空毁于一旦，于是国人莫之所终，非俄非皇之间，各类人物首鼠两端丑态百出，无可坚守不得皈依。因旧世界的瓦解冰消激起的狂热、如脱桎梏般的欢呼，并没有给失去了旧世界的社会带来新的理念和规则。拿国外现成的，无异于又以异族的法理压迫刚刚被革命“判决为自由”的民众，而积淀了千年的文化却因救亡当头而又无暇清理。只好高喊着“打到孔家店”索性全盘推倒，所以，在此情形下辜鸿铭的态度倒不失为一种选择。
　　从社会变化看，没有革命改良就难以有进步前行，但若无保守则进步何为？守成使革命有了根据，而革命又使守成有了内容。所以，辜鸿铭貌似自大的傲气，却也有着相当深刻的意蕴和根据，绝非“一枝独秀”的孤芳自赏。
　　回看到当下，全民失措于赚钱的浮躁与焦虑，文人们在盛世表现的却是末世般的失态。初以吴市吹萧斯文扫地，后则哄然而起，颜厚胆壮地牟利自足，及至损义获利习以为常，道义二字荡析无存，利欲日炽遮蔽良善，却难得一见辜鸿铭式不役于众俗压迫固守信念的文人了。于是有今非昔比的伤逝叹息。
　　细细想来，觉得辜鸿铭的时代还算相当开明，因为居然宣扬并固守不义之逆言却安然无恙。既无缄口的恐吓，更无因言论不合时味时便要被掌握了正确原则的权力，以反对某某原则或精神的口实刑之以诛心的强迫改造洗心革面；更没有人破门而入，抓去定个谣言罪。所以，辜有幸地生在那个说话还不必担心身家性命的而又是乱哄哄的年代，否则一定脱不开被冠以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代言人的华盖大运，然后流放到广阔天地里弱其心智，强其筋骨地战天斗地；至少也要三缄其口，当然如果能够达到冯友兰“见侮不辱”的境界，也可以随口无心地说说别人想听的话以得心死形活的待遇。
　　辜鸿铭可以不必文过饰非地讲自己的话，而如今的文人却重复着大义空言文过饰非地聒舌；辜可以不合时宜地“大放厥词”而显其真性，但今天的所谓文人已经没有了灵性，是一群失去了精神家园谄媚着权钱的流浪汉，说话前要知晓为谁说什么样的“真话”。那时的文人有一种随意涂色挥洒的自由，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人却有按别人的需要接受涂抹着色的义务。所以，辜鸿铭的故事到了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冥就做了终曲，往下便难见同道者了。于是这种“好人”就在物质昌明欲望日隆的盛世里成为了濒危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