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东坡传》一书中，林语堂先生慨然曰：苏东坡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而在央视《百家讲坛》，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则称赞他“人见人爱”：不仅是“读书人的全民偶像”“平民百姓的知心朋友”，而且“在近一千年的时空当中，他感染着、感动着他身边周围，生前身后无数的人。”

　　然而，众所周知，苏东坡（苏轼）乃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时隔千年，东坡先生的“现代精神”又从何体现？他是否仍能感染、感动“身后无数的人”？下面，仅以几件具体事例谈谈自己的感想。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知州。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为此苏轼常“洒涕循城拾弃孩”。他仔细盘查官仓，发现尚有几百石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并颁发政令：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弃婴。元丰八年(1085)，即过了十年，苏轼因知登州再次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都相继赶往州衙拜谢救命恩人，场面极为动人。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徐州时，刚去就碰上黄河决堤；“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苏轼立即派出救济人员，让习水性的人驾舟船散发干粮，“得脱者无数”。当时城内人心惶惶，不少富裕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他坐镇城门，禁止任何人外出。并亲赴军营，动员禁军参加抗洪。按宋代制度，禁军由皇上直接指挥，知州无权调动。苏轼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 卒长为其精神所感动，集合全体官兵奔赴第一线。苏轼率领军民筑起了长达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的东南长堤。他“布衣草履，结庐城上，誓与徐州共存亡”，终于取得了抗洪的胜利。并得到宋神宗的大力褒奖。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知杭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严重天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老百姓无不恐慌。苏轼接连向朝廷上奏，希望马上拨出相当数量的粮食救济百姓，并请求朝廷免去当年的秋税。同时，他不断购买谷子来存满粮仓，以应付荒年；并与邻近各州的官员们商议对策，协力救灾。由于这一系列有效措施，在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杭州百姓没有一人饿死。

　　但是，灾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瘟疫即在杭州肆虐。满城人心惶惶，苏轼更是心急如焚。他毅然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自已再捐出五十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建立了一家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专门收纳穷苦病人，给他们施舍药剂、稀粥，并请名医庞安时来坐堂问诊。除此之外,苏轼还分设了几个病坊,并经常派遣医生去给病人治病。他还捐出了秘方“圣散子”。该秘方的最大特点是：只需用普通的廉价药材配制，每贴药只需花费一文钱，却能防治流行性疾病。苏轼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盅，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

　　然而，苏轼的仕途却起伏跌宕。他曾遭受过三次大的贬谪：一次被贬到湖北黄州，一次被贬到广东惠州，最后被贬谪到海南儋州。

　　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名义上是个小官，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他“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在城东开垦了一处50亩荒地，带领全家伐木除草，垦荒种地。他把这块地取名“东坡”, 并自号“东坡居士”（苏东坡的大名也从此叫响）。然而，尽管处境如此窘迫，当他看到百姓因贫穷而淹死“超生”的婴儿时，仍出钱并募捐，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孤儿院”，挽救了许多小生命。

　　1094年苏东坡又以“讥讽先朝”的罪名被贬到惠州。这回更是纯粹的虚职了。但他仍然尽其所能为百姓办事：或者由自己提出建议，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来办；或者靠自己的影响力，交由他人办或亲自办。例如：解囊助修东、西新桥，推广先进农具秧马，指导广州太守王仲敏建造自来水等等。

　　1097年,年过六旬的苏东坡又被贬谪到了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尽管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日子，尽管并无实权；但他仍然热情指导百姓打井，劝农护牛，并继续创办官方医院，解救瘟疫来袭时的病人。他还创办了书院，亲自讲学授课，并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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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的历史业绩举不胜举。但仅从以上数例，其“现代精神”已显然可见。尤其在防疫抗疫的当今，细细想来，他的许多举措都可为今人所借鉴；而他“与民共情，勇于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身体力行，更堪为各级地方官的楷模。此刻，激荡在心中的只有一句话：

　　“多少人追求荣誉, 真正的荣誉是人民的称颂；

　　多少人追求不朽,真正的不朽是活在人民心中。”

　　——谨以此献给“人见人爱”、“具有现代精神”的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