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男人是恋物癖患者。刘德华的一句广告用语“我的梦中情人要有一头乌黑靓丽的长发”，一语道明了男人对女性发丝的深切迷恋。然而，关于女人的发丝，诗人比演员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力，他们深切地知道，女性的发丝，是情爱美学中颇为撩人的道具之一。情如发叉，剪不完，情难断；爱如发丝，剪掉了，爱碎了。
　　
　　波德莱尔在他的诗集《恶之花》里专门有一首献给他的情人让娜·迪瓦尔名为《头发》的诗歌。他如此盛赞它：“懒洋洋的亚洲，火辣辣的非洲，一个世界，遥远，消失，几乎死亡，这芳香的森林在你深处居留!像别人的精神在音乐上飘游，爱人!我的精神在香气中荡漾。”
　　
　　比起波德莱尔将情人的发丝譬喻为一座森林的极端植物化的狂热，诗人济慈在长诗《恩底弥翁》中描绘月神的发丝之美时，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他只能直抒胸臆地感叹，“说吧，顽固的地球，在哪里有一事物能象征她的金发？不是在夕阳中低垂的燕麦束；美丽的姐姐，也不是你的纤手!我不该在你的面前说这蠢话——可她真有亮得使我发疯的头发。”
　　
　　比对一下两位诗人赞美女人发丝的诗歌，我们会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便是男性对美丽温顺女子的植物化审美，正是以女性的发丝为起点的。女子如蔓如藤的发丝给了男人们植物化女性的最佳借口。这是干百年来男权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审美惯性。
　　
　　在这列审美惯性的火车上，载满了各个时代的各样男子。而与之相映成趣的却是男权社会对难以控制的、刚烈的、妖邪女子的描绘则是动物化的。当然，这种动物化审美，同样是以女性的发丝为起点。古希腊神话中的满头蛇发的美杜莎，中国传说中的九尾妖狐妲己，皆在这动物化审美所构筑的囚笼里徜徉。
　　
　　在东方荧屏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多情女鬼与狐仙的造型，毋庸置疑，她们大多长发飘飘。香港女演员王祖贤，就是这种多情鬼魅的代言人。她的鬼魅之美，百分之七十该归功于那一头在风中飘散、牵愁惹恨、风月无边的长发。在现实生活中，广告媒体不是也在大做“头发”的文章吗？各种让你头发飘飘然的洗发水铺天盖地，应有尽有。更有甚者，有的犯罪份子专门在汽车上、在公共场所剪女人的长辫子，拿回家去做慰藉。
　　
　　《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写到刚烈女子尤三姐的放浪风情，首句便是“那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梅里美在他的名著《卡门》里这样描绘这位女权先驱“她的头发虽然有点粗，可是颜色漆黑，带有蓝色的反光，像乌鸦的翅膀一样，又长又亮。”美国电影《埃及艳后》中的艳后，满头发辫，密而细实，根根若蛇，直咬肩头。看看这发型，她活生生就是个美杜莎。不管导演有意还是无意，艳后的这种造型，正是男性动物化审美妖邪女性的呈现。让我们转身去看看最近科学家复原的埃及艳后的真人雕塑。这传说中的倾国女子，相貌一般，额头低垂，发髻后绾，宛然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优雅女子。
　　
　　影星奥黛丽·赫本一直以风度优雅著称。那么她的优雅集中表现在哪里呢？看她的大多剧照，我们很难找到长发乱飘的造型。照片中的她，不是短发俏丽，便是长发绾起，但无论长短，皆梳理得一丝不苟。显然，赫本的照片在告诉我们，女人的优雅，首先应该是一种发丝的优雅。
　　
　　中国古代女子嫁人之日起，便要将头发盘起来，称之为髻。这是个仪式，更是一种对头发这种潜在的招惹情欲的撩拨道具的约束。它比西方的戒指更为直观。在农耕文明时代，它起着这样的广告效应，它在明明白白地告示陌生男人：不要惹我，我是个已婚女人。
　　
　　事实上，从古到今，女人的头发，一直像默片一样说着活，只是我们不曾侧耳细听它。当然，很多时候，是一种男权话语在替它发言。我梦想这样的一天，女性的头发真正的属于女性自己的那一天：它不但能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并能自信地说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