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城
　　
　　文\翟非
　　
　　无论从城池规模而言，还是就建制历史来说，湘西保靖四方城始终都值得特写和玄思。
　　
　　然而，四方城很长一段时间已被慢待和淡忘了，曾经一时为四方城遗址峥嵘初现惊讶不已的悠悠之声也变得少有的岑寂。直白的说,这种淡忘近乎于荒芜，使人难免陡感几份惊疑和失落。
　　
　　偌大的一个四方城遗址已被溶溶漾漾的凤滩水库淹没近三成，古城后背壁立拔峰的乳香岩再如何欹奇耸秀也掩饰不了那份无可奈何的残缺；兴建于古城遗址上的陶瓷厂早已破落不堪，徒留几道歪歪斜斜的院墙和锈蚀紧闭的铁门，曾经的红红火火如同曾经的古城辉煌随风而逝；一度叫人称奇疑惑不解的青铜冶炼遗址再度被保护性的掩盖，仅见一块告知性的碣碑，漫漶的碑文令人顿感一丝冷清；代表着几千年前酉水稻作文明的战国粮窖遗存几乎湮没于一片繁芜，稻谷、高粱、粟——古人遗留的粮作已收藏入室，遗存简直与荒地无异；遗址出土大大小小上万件的文物均被封存入馆，束之高阁，非常人所能瞥见……
　　
　　这就是尽入眼帘的四方城——古痕隐约，杂树丛生，槁草萋萋，野花迷离，藤蔓交结。
　　
　　四方城对我来说并不陌然，但入目景象竟是如此的反差之大确是始料未及。若不是身临其境的踏看，若不是借助一张简介的提示，若不是匆匆翻阅一些资料，若不是在保靖县文物馆藏室里逗留琢磨一番，我断然不会相信这就是四方城——一座能展示湘西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古城，一座镌刻着酉水文明与中原文明渗透融合历程的古城，一座深藏着湘西神秘并足以复原几多湘西史实涤弃獉狉荒蛮之称的古城。
　　
　　或许就是这么不经意的造访，或许就是这么不加掩饰的袒露，或许就是这么出乎意料的落差，反而使我油然而生一种冲动——一种直想为四方城叫屈正名的冲动。没有更多的原因，今天这种冲动来得就是莫名的浓烈和迫切，总以为四方城不会也不可能如此简单，四方城的际遇不该也不能如此薄凉冷涩，四方城不可低估的价值仍须一如既往的戮力宣扬，四方城遗存的诸多疑问理当一探究竟，所有对四方城的推测和悬想都应值得称许。
　　
　　四方城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考古发掘的，位于保靖县城东约6公里的迁陵镇要坝村，地处酉水河中游北岸，遗址包括：四方城城廓遗址、青铜冶炼遗址、战国粮窖遗址和战国、汉代墓群，城址因显现的轮廓呈方形而取名四方城。根据发掘的实物研究，考古界初步认定为“汉迁陵县故城”。但是，随着里耶古城的重大发现、里耶秦简的惊奇显世和湘西文化的寻根溯源，这种对四方城的认知显然有些捉襟见肘底气不足。越来越多的史料和实物说明四方城绝非只是一个西汉武陵郡下辖的迁陵县那么简单，四方城极有可能就是里耶秦简爆出的秦代洞庭郡，甚而历史更为悠久。
　　
　　其一，四方城遗址的规模非郡治莫属。据考证，四方城遗址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800米，总面积约为160万平米，这样的城池规模是目前在酉水流域乃至湖南全境发现的任何战国秦汉时期古城所无可比拟。学术界认为有可能是秦洞庭郡治的沅陵窑头古城、溆浦马田坪古城、索县古城、临湘古城、里耶古城，其遗址面积仅分别为11万平米、17万平米、54万平米、39万平米、4万平米。如果单单从城域面积而言，这些古城若为郡治，与四方城相比，确实显得小气逼仄。我们再看看秦代与洞庭郡比邻的南郡、巴郡的郡治规模，都比这些古城宽阔宏大，南郡郡治基本沿用楚郢都纪南城，城池规模为15.75平方公里，巴郡郡治阆中古城规模为2.1平方公里，两处城域面积都在百万平米以上，就此类比，四方城应该是一个郡治。况且在四方城遗址上已发掘战国粮窖和大量的战国、秦代古墓，因此说四方城最有可能是秦代洞庭郡。
　　
　　其二，四方城作为郡治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历史记载颇为清晰，秦楚之间对黔中有过反复的争夺，秦国至少两次设立黔中郡。一次是公元前208年，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之师10万余众，浮江伐楚，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一次是公元前277年，蜀守张若与秦大将白起两路夹击伐楚，夺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司马错和张若行军的路线都是走乌江-酉水水道，而沅酉两水沿岸建郡条件最为优越的要地就是四方城。《元和郡县图志》载：“齐右城，在县（大乡）东二百一十二里，秦时武安君所筑。”大乡县包括现在的龙山、永顺两县，虽然大乡城址至今难以确定，但多少印证了武安君白起曾经在酉水流域修筑城池，这座齐右城极有可能就是黔中郡郡治，而后来的秦代洞庭郡只不过是在原黔中郡故址上分设更名罢了。
　　
　　其三，青铜冶炼遗址的存在说明四方城成为郡治的可能。我国青铜器文化发端于夏代，消落于战国时期，持续了1500年，商周为鼎盛时期。“国家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多用于礼仪祭祀和战争武器。在奴隶制贵族时代，青铜器历来就是高贵的象征。只要从青铜器盛行时代和适用价值上稍加思索，就会使人愈益深信不疑：在四方城发掘规模颇大的青铜冶炼遗址绝非只是一种偶然，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四方城青铜冶炼发轫之始应早于西汉，至少是一个区域性的礼器加工场和兵器制造厂。尽人皆知，青铜冶炼需要铜矿和煤，而这两样古代稀罕之物四方城所在地都缺乏，唯有外运。四方城要维系正常青铜冶炼，与之匹配的权力机构应该有着更辽阔的管辖区域和更雄厚的经济实力，唯此方能为青铜冶炼提供原材料的基本保障。四方城因青铜冶炼而具有的特殊功能和地位决定其成为洞庭郡治的可能。要是照此理解，我们就不难想象相隔不远的麻阳九曲湾自然露天铜矿开采的离奇和久远，自商周时期起，四方城青铜冶炼与麻阳铜矿开采就已融为一体，自成体系；要是照此理解，我们就直接为解答湖南宁乡黄材周边大量出现商周青铜器群之谜找到一条更可信的解密路径，“四羊方尊”成为四方城青铜冶炼的杰作未必没有可能；要是照此理解，我们就自然懂得了迁陵县向益阳、临沅输送弩臂而成为秦军装备供给站的意义，没准四方城就是一个更大更标准的秦军向南方远征的武器装备基地。四川广汉因发掘天量青铜器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三星堆文化，湖北随州因惊现巨量青铜器而使古曾国历史更加璀璨耀眼，湖南宁乡因陆续出土大量青铜器而使炭河里文明越发引人注目。四方城有如此规模的青铜冶炼遗址，岂能没有令世人炫目的青铜精器？有如此罕奇的青铜冶炼技术优势，岂能不催生流光溢彩的区域文明？这一切都值得期待。
　　
　　其四，从秦代迁陵县庞大的人口数可以推测四方城为郡治。人口的多少始终决定着城市的规模，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里耶秦简作为迁陵县档案其纪实性是不容置疑的，然秦简记录的迁陵县人口数却不得不发人深思。秦简云：“卅二年迁陵积户五万五千五百卅四。”经推算，迁陵一县三乡人口当时竟有近30万人，而同时秦朝全国人口也不过2000万人，就是西汉改建武陵郡时，全郡13县也才有民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迁陵县在内），人口18万多人。所以，撇开人口因素而理论里耶古城的归属和洞庭郡的所在终究难免失之偏废，把拥有30万人口的迁陵县看成一个普通县，无论是从常识而言还是从史实来说，显然都让人难以置信。若换一种角度理解，便不失为柳暗花明。里耶古城不是迁陵县治，而是洞庭郡一个屯兵的城堡，迁陵县治就是洞庭郡治，两治同在四方城。其实里耶秦简也有明确表述：“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其中特指洞庭郡兵输各地，而不是迁陵县，迁陵县应是洞庭郡兵源地。这样一来，既能使人容易理解迁陵县人口庞杂的真实原委，又自然消除了迁陵县城秦汉变迁的悬疑。
　　
　　其五，四方城遗址隔河相望长年存在的古村落洞庭可为佐证。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四方城对岸的古村子洞庭，大多数都想必从中寻求与洞庭郡的某种联系。我也是怀着好奇特意寻访了这个村落。这是个只有数百人的小村子，多为杨姓向姓。当问及村子何时取名为洞庭和洞庭为何意时，竟无人能给予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牵强附会的成分居多。即便如此，但现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依然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益。洞庭一词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不少专家考究，洞庭并不是中原华夏语言，而是南方百越民族语言的夏言记音，越语对洞庭的解释就是“红色的平地”。洞庭的初义不是洞庭湖，只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才特指洞庭湖。基于这种认识，再回头释读四方城就明白多了。里耶秦简曾记载当时迁陵就有濮、越、扬等民族，出现过“越人以城邑反”的情形。再说，保靖县自古以来就盛产紫砂陶，紫砂陶土储量为全国之首，陶土多呈紫红色、棕红色，而四方城就在酉水河二级台阶上，沿河台地平缓，且都是紫砂陶土分布区域，由此一来，当地越人称四方城所在坝子为洞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在此建城立郡称为洞庭郡便也不足为奇，就像黔中郡取名来自保靖黔山一样。
　　
　　上述一番对四方城历史的钩沉是否起到切中肯綮之效，是否把四方城不同凡响的文化底蕴恰如其分的凝炼出来，我并不冀图，我倒更冀盼来日考古发现能尽快将诸多近乎真相的研究探讨变成写真写实。但是，你倘若能由此真切感触到四方城的独特和厚重并激起内心一丝涟漪，你倘若能由此蓦然意识到四方城在文化湘西建设中不可或缺并占有一席之地，你倘若能由此如我一般怀着楚人的幻想情绪而为四方城展开精骛八极的想象，你倘若能由此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而为追逐四方城梦想有动于衷，那么也不失为对一个湘西文化痴迷者的察纳雅言，相信四方城定然会有大放异彩之日。
　　
　　与四方城相拥相依的酉水奔涌了千年，也沉淀了千年，因而愈加澄澈明净。文化湘西建设因这样的长河因这样接踵涌现的古城而恰逢其时，生机盎然。
　　
　　不过，憧憬之中，我又因眼前四方城的冷寂而萌生几份杞人之忧。总觉得托起文化湘西的力量似乎还处于汇流之初，文化湘西大多只显示在文化口号的表情里，仍然只囿于几个文化亮点的初设中，尚未形成真正的知行并进的合力和大势。
　　
　　首先是文化资源保护不够，四方城如此，有过溪州之战的九龙蹬如此，湘西土司下溪州城如此，土家族发祥地保靖首八峒遗址如此，凤凰渭阳县黄丝桥古城也不例外，这些足以构成文化湘西内核的遗址何处有过敝帚千金般的呵护？不得不感怀，对文化的姿态，人们的漠视轻慢甚至远远大于自然风雨的侵蚀。
　　
　　还有文化发掘不够，几乎所有的文化发掘都是被动的抢救性发掘，有着明确宗旨针对湘西历史大事件针对考古疑云针对民族溯源的发掘实在是少之又少。事实证明，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大量很直观的史实来充实，必要的文化发掘就有可能使古艳神奇的神话传说逐一演绎成真实，往往更容易收到震铄古今惊世骇俗的效果，而惊世的发掘往往又需要惊人的精力和耐力。让世界震惊让中华文明重写的四川三星堆文化前前后后发掘时间长达70多年，于今仍不曾中断。相形之下，我们的四方城发掘却是何其有限，仅发掘2次，时间不过数月，发掘面积不过四千平米，与坐拥100多万平米的古城遗址相比，实在是代表不了什么，轻言结论更属草率。如有深度发掘可能，四方城未必没有灿烂的青铜文化！
　　
　　还有文化研究不够，人人尽说湘西文化厚重，而湘西文化厚重真正体现在哪里？尚有几人熟知？何谓土司文化，何谓里耶文化，何谓梯玛文化，何谓盘瓠文化？又有多少人能一语破的知其所以然？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并非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专责，文化资源理应大众共享。文化研究只有走出阳春白雪走进寻常巷陌，只有吸引越来越多的大众关注和参与，才能出现文化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景。否则，文化研究只能是纯粹象牙塔里的“弃婴”，始终走不出文化研究的琼楼玉宇。
　　
　　最遗憾的不够还是文化资源开发不够。文化湘西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形成湘西文化的软实力,而时下湘西文化资源要么“养在深闺人未识”，要么被人移花接木面目全非，深度开发之路仍然烟雨迷蒙，行道迟迟。
　　
　　不管怎样说，文化湘西的实践最终都得激活像四方城这样的文化点源，况且四方城已然处于湘西文化高地的举足轻重之位。故而，当下四方城的窘境无论如何都得改观了，至少不应该这般萧条，不应该这般漠然，不应该这般停滞。
　　
　　四方城更应该像酉水河畔一艘满载的大船，借助文化湘西建设的强劲东风，乘势拔锚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