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寺
　　
　　一座座古寺，或立在山巅，或起于平地，有的建在山腰，有的挺立在石壁之上。在我的印象中，大大小小的山中，几乎都有大大小小的寺庙。这种“寺庙现象”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经久不息，到今天，似乎愈演愈烈。
　　历史是一条长河，“寺庙现象”很耐人寻味。它的那种延续性，它的那种凝聚力……有些出乎人们的想象。几千年来，它总在时空中延续，在人心中凝聚。历史曾人为地有过给它“断层”的意念，却不曾效验，因为它太根深蒂固了。我发现，修建寺庙并没有做多少发动群众的工作，却有不少群众自动地捐款。我还发现，修寺庙的领头人，也没拿过工资，也没获取过什么报酬，但积极性很高，甚至是异常地高，废寝忘食，力排万难。你能用他们“想什么”、“图什么”给它一种解释吗？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叫它虔诚，可以叫它信仰。这虔诚，这信仰，都存在人们的心中，它产生的是一种力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那些古寺，就是靠着这样的力量屹立的，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地屹立下去。它可能在风雨中倒下，但它会再次在信仰中树起。它的无形往往把有形征服，这难道不让你奇怪？可是，千百年的事实就是如此。
　　古人云：“牢笼有术，驯心实难。”古寺，无牢笼之术，却破解了“驯心”之迷。我不知道谁能站在“无为而治”的法坛上，但我能感觉得到，感天动地的虔诚，非心诚不可为之。
　　朋友！或许，在你读不懂古寺的时候，那就是你需要向古寺咨询的时候。
　　
　　古城门
　　
　　古城中的一座城门，至今还立在那里，好像它真的不想倒下。它像一位老人，想要诉说，诉说它可以见证的那些往事。它像一座石碑，铭刻着变迁，铭刻着沧桑。
　　不要说这座古城门了，就是我，也有想说的记忆。
　　当年，爷爷跟我说：“进城门是要受到检查的，除非你坐的是黄包车，或是骑着马，或是坐着大轿，由人抬着。”是的，真是这样的。那次，我从乡下进城，光着脚，戴一顶破斗笠，那个守城门的家伙，拿着枪，对我左看看右看看，上摸摸下摸摸，我吓得哭了。从那以后，我慢慢地懂得，我们这些乡下人跟城里面的那些人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天是另外的一块天，他们的地是另外的一块地。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于是我就想，这城门也该倒下了。可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说，作为古迹，它是一段历史。作为历史，它会给人们一种启迪。启迪是可以让人思考，让人醒悟的。
　　我却不以为然。我明明看到，坐在当年王府里的，还是那些“王爷”，还是那么“门难进，脸难看”。所以我想，这城门还是倒下好，倒下了，不要让那些往事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作榜样，滋生罪孽。人们说，“贪如水，不遏则滔天。欲如火，不遏则自焚。”那么，权是什么？我说，权如拳，不遏则伤民。那城门，不就是一尊“权”的黑色雕塑吗！想到这里，我心里更害怕了……
　　面对眼前的的古老，也许，有人寻到的是美，有人寻到的是丑，有人在善的面前启迪，有人在恶的面前倒下。真不知此城门该留还是该毁！
　　
　　古银杏
　　
　　据说，银杏出身在几亿年前，现存活在世界上的银杏稀少而分散，它是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和它同纲的所有其他植物皆已灭绝，号称活化石。现在，上百岁的老树已不多见，可武冈的这两株银杏己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是晋代名人，时任武冈县令的陶侃亲手种植的，种在孔庙门前，意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千年过去了，“双银杏”成了一处供人们观赏的景点，当年陶侃植树的用意恐怕很少有人去揣摩了，只有他为官一任期间为百姓做过的好事至今还在传颂，他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活化石”。
　　在中国，物以人闻名的事很多很多，皇帝老子喝过水的井身价就比其它的井高百倍。伟人、名人用过的东西，哪怕是当乞丐时用过的打狗棍也十分珍贵，其实，那些东西并无特别之处。这恐怕就是名人定律、名人效应。
　　对待历史留下的“活化石”，还是以一种平常人的心态去客观地看待比较好，不可神化也无需吹棒，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其实人民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有些人把它放在纸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心里，有些人把它当成他个人的好恶，有些人则站在历史的视角而己。乾隆皇帝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足齿，著作不留。”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警示那些搞各种“著作”的人，著作之前，闩心自问一下：你的人格是不是可以“足齿”？不然，留下的就会是笑柄。人们常说“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对我们而言，可借这句话改一字可用：名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近日在反腐当中被打的“大老虎”不是也曾留下许多“著作”吗？可到头来不也因为“人不足齿”而“著作不留”吗！当年陶侃就说过这样的话：“……活着对时代没有益处，死了在身后没有名声，这是自己抛弃自己啊。”所以，我劝那些想留“著作”的人，一定不要自己抛弃自己。不然，你既害了自己，同时会害了你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