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顶针

王尚桐

外婆有枚黄铜顶针，那是她的宝贝，终日戴在右手中指上，可谓是爱不释手。说起了顶针，现在的年轻人就有点陌生了，因为它到底不像戒指那样受人青睐，它是用黄铜做的，上面布满了密密的小坑，用于缝补衣服的工具。每当缝衣服时，用来顶针的后部，穿过厚厚的衣物，故名“顶针”。

外婆剪裁缝纫做衣服是一等一的好手，难能可贵的是有求必应，尽心尽力，是左邻右舍公认的“巧手菩萨”。每逢大户人家嫁闺女，缝制四季嫁衣，必请外婆。外婆带上她心爱的顶针，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每当她回家后，总要喜滋滋地展示她的酬劳，小手帕小心展开，金灿灿的戒指、耳环就是外婆的工钱。因为金圆券太“毛”不值钱，主家就用首饰抵工钱。很可惜“文革”中，红卫兵抄家，金器全抄走。外婆还不停地自责：“惹祸的根苗”。

抗美援朝热潮来了，外婆颠着一双“解放脚”，走家串户，组织弄堂姆妈、阿姨为志愿军战士缝军被。讲究的外婆用绿线头缝军被，戴着顶针的手，从针线板上抽出一条绿线，神态专注，手势娴熟，飞针走线，一条绿色的针迹工整地排列在绿军被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中苏“蜜月”期，爱美的小姑娘，总期盼有一条苏式“布拉吉”。外婆决心为姐姐缝一条，于是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件母亲的碎花旗袍，外婆戴上顶针，巧手裁剪，精心缝纫，领口、袖口白色乔其纱荷叶边一滚，一件漂亮时尚的“布拉吉”做成了。姐姐穿上花裙，裙裾飘飘，神采飞扬，脸上写满“得一裙而得天下”的满足。穿上上学，又拉风又显摆，同学们纷纷打听从哪儿买的。邻居们也翻出各式旧衣，请外婆改“布拉吉”外婆也来者不拒，热心相助。于是，穿着各式“布拉吉”的小姑娘，就像花蝴蝶一样飞出弄堂，而外婆也得到了一个“布拉吉阿婆”的雅号。

顶针，伴随了外婆的一生，也陪伴我们度过了贫困的童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穿衣要布票。一件衣服“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穿九年。一两件新衣服兄弟姐妹轮换着穿，哥哥穿着小了的留给弟弟妹妹们穿。穿破了的补起来再穿，这样反反复复，一件衣服上补丁加补丁。社会上也认为穿补丁衣服光荣，有劳动人民本色。这些针线活全要靠外婆戴着顶针来完成。

除夕之夜，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可外婆却更忙了。哥哥又长高了，裤脚加加长，姐姐的棉衣破了，需赶快补，在外婆的心目中，我们的衣服该整理的地方太多了。当庆贺春节的爆竹由远而近的炸响，把我们从梦中惊醒的时候，我们看到外婆在灯下戴着顶针飞针走线，我们才知道这个年外婆又是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度过的。人们常常习惯用千针万线来形容制作之艰辛，其实外婆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又何止是千针万线？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类，不曾想这一句话竟在外婆的顶针上找到了诠释。

外婆老了，冬日暖阳里，坐在窗前，边孵太阳，边做针线。姐姐几次试图把顶针从外婆手上摘下来，她总是轻轻推开姐姐的手说：“好留着做针线”。你看她手指不太灵活，眼神也不好，做起针线来还是那么执着，扶一扶老花镜，把线捻了又捻。然后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拿起针，对着窗户，一而再，再而三地纫，可总是很难奏效。每当这时，姐姐会心一笑，于是拿过针线，捻好，纫上，放到一边。每当这时，外婆就像一位小姑娘一样，脸上泛出了淡淡的羞涩的笑容。冬日阳光如同碎金一样，跳跃在戴顶针的手指上，顶针显得更加明亮。

半年之后，手戴顶针的外婆去世，享年八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