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得从十年前的一天晚上说起。
　　
　　当时包庙学校还是初中，我是那里的物理教师。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事到一个学生家去进行家访，进门后，学生家长给我们倒了茶，我们在靠墙边的椅子上坐下。
　　
　　屋里原来有几个老人正谈着话，见我们来了，都站起来准备告辞。忽然有个老人走过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你是不是姓黄啊？”我说：“是啊，请问您是……”问话一出口，心中忽然一动，忙试探着问：“您是张老师吧？”因为在这一带，这么大年纪的老人我一个都不熟，也没有什么亲戚在这儿，而以前又听说过张老师就在这一带住。他说：“是啊，是啊！”我一把握住张老师的手说：“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碰见您，真不容易啊！从您离开我们到现在都四五十年了，您还好吧？”他连连说：“我还好啊，我还好……”我给他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又把我坐的椅子移到他跟前，重新仔细看了看他。在他那历尽苍桑的脸上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一些痕迹，然而仅凭这些痕迹，如果走在路上，我是无论如何认不出他的，就是当时和他面对面的坐在一起，我也无法把我记忆中的他和眼前的他合成一个人。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都是三十几岁的样子：嘴上还没有胡须，嘴唇的左上方好像有颗痣。平时喜欢戴一顶洗得发白的、帽檐有点弯曲的布帽，走路不慌不忙，说话满脸堆着笑。
　　
　　第一次和张老师接触，是我参加小学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也许觉得奇怪，小学入学还要考试？对，我们在小学入学时确实经过了入学考试，而且还隆重地进行了一系列程序。在我们之前是否有过这种活动，我不知道。但自我们之后，就再没举行过。
　　
　　根据学校通知，适龄儿童们先到学校进行报名登记。登记之后领取一张纸条，纸条是通知考试的时间和地点。考场设在已经改作为教室的教堂里。教堂据说是法国传教士设计修造的，人称天主堂。教堂座南朝北，门前有一宽厚的影壁，整座建筑高大而雄伟。这天早晨，这曾经的天主堂门前挤满了大人和孩子。一个老师站在影壁墙边的桌子上，用铁皮话筒大声地念着考生的名字，念完之后，还把这个考生的父亲或母亲的名子也念一遍。估计是为了防止有同名同姓的人搞混了考试的顺序。比如念：“×××，他的父亲叫×××。”听到念到自己名字的人，便挤过人群进到里面去，每次只进两个。隔上一段时间，等站在门边联络的老师示意可以继续时，话筒才再次响起通知考生进场的声音。
　　
　　终于叫到我的名字，我装着大胆的样子走进去。进门就看到靠西的两间侧室的门口分别贴着用红纸写着的：“１”和“２”。门口有个老师指引我进了贴有“１”的房间里。房间里坐着一个老师，不用说，就是他来考我。
　　
　　起先和报名登记也差不多，不外乎问姓名、年龄、家长姓名、家住哪里，老师一边问一边在一个表册上不停地写。这些问完之后就是数数。桌上摆着个支架，支架上横穿着许多红的绿的圆轱辘，老师叫我把这些轱辘数一遍。这数数平时都会，可以说简单的不得了，但今天是“考试”，母亲在家反复地叮嘱弄得我紧张极了。我用一个指头点着数，数着数着数花了眼，一下子竟忘了刚数过的是哪个轱辘。老师笑了笑，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不要慌，你这样数。”他边说边做给我看，他把圆轱辘从左往右拨，拨一个数一下，我按他的方法很快就数完了。看到他和气可亲的样子，我紧张的心也慢慢放松下来。老师又问：“会写自己的名字吗？”我说会。他拿出一张白纸，抽出自己的钢笔，让我坐在椅子上写。我一笔一画地写着，他就站在我身后看。等我写完了，他问我还会写什么？我说还会写“读书”。其实，我还会写好多字，这些字都是母亲平时教我的。母亲没正式上过学，她认的字都是在解放初期的扫盲夜校里学的。等我把“读书”两字写完，他拿过去认真端祥一番，连连说好。他又问我喜不喜欢读书，我说喜欢。他拿起插在红墨水瓶里的蘸水笔，在表格上我的名字旁边轻轻地点了一下，说：“好了。”并叫我从后门出去。我本想问我考上了没有，但试了几次都不敢开口。
　　
　　大约一周后是放榜的日子。在离学校不远的管理区政府的墙上贴着几张大红的喜报，喜报上是用毛笔放大书写的被录取的考生的名字。所有参加过考试的人都挤在人群里，在红榜上焦急地寻找着自己。当我从一大堆名字中发现那闪着黑黝黝光泽的我的名字时，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就象是自己考上了大学一样。
　　
　　上学的第一天刚走进校门，就看见考我的那个老师站在挂有铜钟的老柳树下。他一见我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并把我领到我们的教室门口，原来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第一节课，他走进教室还未说话，就在黑板上写：我叫张大钧，写完又用手指着，一字一顿地念了一遍。然后说：“大家以后就叫我张老师吧！”
　　
　　由于张老师带我们的时间很短，加上那时我还啥都不懂，关于老师怎样给我们上课，老师都有些什么爱好等等，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有一回下午课外活动时，他带我们到学校小小花园里去看花。我们围在花园边上，他指着那些大红的、粉红的、黄的、白的花教我们认：“这是鸡冠花，这是太阳花，这是美人蕉，这是金盏菊，这是凤仙花……”我忙问：“老师，这不是指甲花吗？怎么是凤仙花呢？”张老师笑起来说：“就像我们有个学名还有个小名一样，指甲花是它的小名。”我似乎明白了，原来我们没上学时，花也和我们一样只有小名；上了学，花也就有了学名。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怎样起的，但我知道它小名的来历，是因为它能染指甲呀。农村女孩子们常掐下它盛开时的花瓣，捣烂后敷在指甲上，外面用布包好，再用线缠紧，过几天，指甲就染红了。张老师还教我们认仙人掌，认含羞草。含羞草真是奇怪，你一动它，它就一缩，好像蔫了一样，但是过不多久，它又伸展开来，依旧是精神抖擞的样子。看完了花，他又找来一把铁锹，在花园的一角处挖了个坑，从别处移来一棵石榴树栽上。我们几个人用浇花的铁壶抬了一壶水灌进栽树的坑里。张老师说：“再过两年，这棵石榴树就会开出好看的花，还能结出这么大的石榴。”说着他用拳头比了一下。可是，在石榴开花的时候，他却不在这里了。
　　
　　大概是二年级上学期他就离开了我们。当时听高年级的同学议论他，说他是个右派。对于什么是右派，我们心中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只是想当然地认为那一定是很坏的人。但是张老师怎么会是右派呢？那一定是搞错了。尽管有些伤他名声的话传到过我们耳朵里，但我们仍没觉得他有多么可恨，倒是随着时日的增加，我们又开始想念起他来。
　　
　　在三年级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孩子到邹湖那一带采金银花。正准备从一个堰塘边上的小路走过去，忽然看到张老师赶着牛车从南面走来。我们几个一齐喊：“张老师！”他大声答应着，走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把采的金银花给他看。他嘱咐我们不要在堰塘边上玩，小心掉到水里，采金银花时要小心蜂子和蛇等等，说完话就就又赶着牛车走了。我们几个在路边站了好久，看着他慢慢走远的身影……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每每和过去的同学在一起时，还能回忆出和张老师在一起时的一些模模糊糊的往事，我常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吧。没想到张老师比我们更清晰更准确地记住了我们，竟还能叫出一个已由孩童变老了的学生的名字。有人说这是老人的记忆力好，我明白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记忆，他是把我们的成长当成了一份牵挂，他的最后一班学生可能一直都伴随着他的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
　　
　　在和我相见之后，仅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去世了。我曾向别人打听他这几十年的生活情况，人们说，他这几十年一直在家务农，年老之后，每年买几头小牛牵着放一放，小牛长大了，就拉到牲畜交易市场去卖。我问为什么没有给他落实政策呢？人们又说，右派肯定是平反了，但他当时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工作队队员，到学校只是临时借用，不算正式的工作单位，他一个小人物，谁会为他说话呢？所以落实工作的问题最终落了空。
　　
　　我忽然感到一种沉入心底的痛，想象不出张老师被迫离开学校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现在他又带着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和深深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果他知道他的学生们并没忘记他，他的在天之灵也许会少一份寂寞，而多几份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