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12月上旬就早早地下起了大雪，老天爷搞出了大动作，半天功夫就把农舍、田畴和小街覆盖上一层白，可我热切期盼着的冬季征兵却迟迟没有动静。

　　好消息终于传来，说接兵部队已经到了县里。家乡的小街上也贴出了许多宣传征兵活动的标语，供销合作社的大门口还拉上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大红横幅，我第一时间就到大队、公社报了名。

　　我决心参军，当个解放军战士，既是解放军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使然，也是早我一年在福建前线平潭岛当兵的一个好同学，来信给我介绍部队的训练、生活、战友情分、首长的关心和海岛风光，以及那有菜盘大的螃蟹、比拳头还大的海螺……撩拨了我这颗不安分的心。同学常在信中说，部队是大学校、是革命“大熔炉”，是培养锻炼人的地方。是啊，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和雷锋，这些英雄、模范人物，都是部队培养造就的人才，是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冶炼出来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战士。想到这里，我心里就痒痒的，更加向往火热的军营，渴望能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冶炼，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但是，我有个担心，自己还不满18周岁呢，我当兵的梦想能实现吗？!

　　没过多久，接到公社通知，让我去县里体检，我的担心多余了，差一个多月满18周岁不是问题，我好高兴，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早点穿上军装，可以骄傲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的军歌啊。希望越强烈，我心里就越紧张，那时候我个子瘦小，很怕自己体检过不了关。兵检体重要90斤才合格，可我89斤不到。这个还好对付，我先灌了一肚子水，再去称重，90斤达标，顺利过关。但其它的体检项目怎么样，我心中没数，揣揣不安。体检完最后一个项目，我怯怯地问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她翻看了一下我的其它项目的检查结果，微笑着对我说“不错，小伙子身体挺棒”，听到这句话，我跳了起来，一蹦三尺高，真是高兴坏了。

　　心里高兴，我的脸上写满了喜悦。

　　一进家门，母亲就问：“这么高兴，是不是体检合格了？”。

　　我楞了一下，“妈，你怎么知道我体检去了？”

　　“这么大的事，你以为妈不关心吗？”我和父亲原本商量好了的，等我体检合格，笃定有希望后再跟她讲这件事，做她的工作，免得她瞎操心。

　　“村里都在传，你要当兵了。邻居问我，舍得儿子吗，我说孩子小，还真是不舍得呢。”

　　“当解放军，有啥不舍得啊”我说。

　　“过去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国民党那会儿抓壮丁，你父亲几次都死命逃脱。如今，是人民子弟兵，当解放军光荣，这个道理我懂。但你要到福建的部队去，天远地远的，回趟家都不容易，听人说路上要走几天几夜。孩子，我真不舍得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母亲说着扑簌簌掉下眼泪。“再说，我有病身体不好，咱家孩子又多，你是家里的老大，刚能帮助家里做点事就走了，你爸爸可更要吃苦受累了。”

　　父亲是家里的擎天柱，一大家人靠他养活，的确备尝辛苦。母亲心疼爸爸，她这么一说，我也好难受，刚进家门时那个高兴劲早已荡然无存了，心里满是内疚。母亲有风湿性心脏病，下不了地，只能勉强做点家务，我知道家里的困难情况，也理解母亲的想法和她万般不舍的心情。但我从军的决心已定，可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忧伤的母亲，我只会不停地帮她轻轻拭去泪水，劝她不要哭。我明白，母亲的工作得靠父亲去做。我走了，显然父亲会更加辛苦，但父亲说这点苦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只要儿子能当上解放军，再苦再累他也“心甘情愿”。父亲是个明白人，旧社会多次躲过并逃脱抓壮丁的他，却是很支持我去当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的。

　　天寒地冻，风雪依旧，我心里却火急火燎地在等待一纸通知。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一家人常围坐在炭火盆边，母亲一边赶着为我编织一件新毛衣，一边流着泪给我讲述她们夫妻俩解放前流落湘东、我的三个姐姐先后夭折的悲惨遭遇，讲述回乡后白手起家，好不容易把我们兄妹四个拉扯大的艰辛，讲述她对我去当兵是如何的不放心和不舍……总之，在等待《入伍通知书》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没有少流泪，我父亲当然也没少给母亲开导和安慰，对我父母则是千般叮咛万般嘱咐，一定要我在部队好好干。

　　日子在难耐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半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大队民兵队长领着男男女女一班基干民兵十多人，敲锣打鼓放鞭炮，到我家送《入伍通知书》来了，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孩子和街坊邻居。看着这热烈的场面，妈妈很是高兴。我从民兵队长的手里接过通知书后，队长便拉着我母亲的手，亲切地对她说：“嫂子，我们村里多年没有个当解放军的，你儿子光荣应征入伍去当兵，这可是中状元了，是大好事，你可不要舍不得啊，儿子走了，家里有事我们大家都会来帮忙的。”母亲听到这暖心的话语，激动地流下热泪。

　　“儿子当解放军，嫂子还难过吗？”民兵队长问。

　　母亲赶忙擦掉眼泪，脸上挂着笑说：“不，我这是高兴啊”。

　　队长说“高兴就好，儿子中状元了，嫂子是该高兴的！”看到母亲的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我这个当儿子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新兵正月初八就要到公社集中，统一送县里，这意味着我在家里呆不到半个月了，这些日子亲戚朋友请吃饭的、来家看我的、做母亲工作并安慰她的人不少。没想到春节前的一个夜里，生产大队长龙友也带着人踏着风雪来我家看望，他显然知道我母亲的“活思想”，一屁股在炭盆边的凳子上坐下，就对我母亲说“听说你还舍不得儿子去部队啊？”

　　妈妈不好意思地呵呵笑道：“舍得了，我想通了。他爸说，好男孩走四方，孩子是国家的人，要服从国家的需要”父亲笑了，赶忙更正说“不是走四方，是好男儿志在四方”。

　　“走四方也行啊，你舍得就对了，我不也是走四方嘛。”后来我才知道龙友伯是外地人，15岁参加红军，随队伍来到沙市，因病没赶上队伍，就在村里留下了。因为他根正苗红，又能吃苦，处事公道，任过高级社社长，现在又任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在社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见我母亲想通了，龙友伯就说“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就给我说一声，不要客气，大队一定会尽力帮助”。随后，龙友伯和他带来的干部又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希望我在部队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立功受奖、把大红喜报寄回家。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龙友伯他们这一席贴心话，和我父母的叮咛一样，说得我心里暖暖的，使我感觉十分亲切，很是感动。那一刻，我在自己心里暗下决心，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干，决不辜负家乡父老们的嘱托。

　　那年的冬天，家乡下了一个多月的雪，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季，是《永新县志》上都有记载的一次大雪灾害，滴水成冰，天气特别的寒冷。然而，在我的心里，那是一个暖冬，整个冬季，我心里都是热乎乎、暖洋洋的，即便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里依然是那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