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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1) 两级会议一结束，王国庆也坐不住了。他想为了表明藕花湾的态度，也应该开一个全体社员的会议。会议的地址当然选在生产队的共育室内。这共育室平时，主要是养蚕，空闲时间也可以作为生产队的会议场所。如果晴天在外面的场地上进行活动；如果是雨天，那只能选在里面。生产队的会议很实际，一个是讲一下县，公社、大队三级会议的主要内容；二是评一下社员们的工分等级。前一个议题是虚的，后一个议题关系到社员的切身利益。周家的项珍也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社员自带坐椅。有的人带了一只方凳；有的搬了一把小椅；有的劳动力多的人家，扛了一条长凳；有的只拿了一个马扎。项珍搬了一把小竹椅，手里拿了一个鞋底子。她想边参加会议，边干点私活。这是农村生产队开会的常态。 上午八时，社员们三三二二地向生产队部走来。有的沿着机耕路行走；有的在田埂上抢了近路；有的妇女带着小孩子；有的怀里抱着一个，身后跟着一个。这样的场景仿佛不是去开会，而是去看一场露天电影。社员们相互打着招呼，边聊着，走进了会议室。王国庆像生产队劳动一样，点了一下名。结果说有三个人生病向他请假。有五六个五保户无法参加会议。王国庆对实到社员的人数还是比较满意的。 会议第一项议程，王国庆大致传达一下三次会议的主要内容。社员们只是听过而已，也不发表什么反对意见。第二项议程实际上的符带的，因为上年度社员的工分评定后，还没有动过，而且前一段时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没有机时间将大家集中起来。因此，他趁这次机会也顺便带一下。每年社员的年纪和体力，孩子们的成长，都在变化。自然每个人的工分也在变化。通常每个社员有一个底分，最底是满十二岁的可以评定为2.5分。壮劳力有的地区最高为十二分，比最底分相差10分左右。成年的妇女最高分有的生产队达到八分，但大多数是7-8分之间。随着年纪的增加，老年人的工分相应的减少。原先10分的，会随着年纪逐渐增长，男劳力减少为9分、8分、7分。如果是妇女也一样，但一般不会少于5分。当然大队的干部，他们的工分会摊派到各生产队。生产队的干部的分数相应比一般社员高。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当时很少有提出反对的意见。评工分一是看社员的力气，上工的积极性，但人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个人人缘不好，那么个人的工分也不会被评得很高。那些在生产队有威性的，年轻时有魄力的人，往往工分评得高。 当王国庆宣布工分评定开始，由各人自报分数时，没有一个社员开始带头。因为开始带头的人，一般是生产队有威望和霸道的人。这些人不会埋生产队长的帐。 王国庆一看没人敢带这个头就主动提了自己的工分。 “既然大家不肯开这个头，我自报一下。我报9.5分。我的理由是，前段时间，我除了要带着大家搞好农田外，还参加了集体生产。一年来，我参加的工数不比一般人少。特别是在种试验田这段时间，起早落夜，管理好试验田，担心这田毁在自己手里。我不是在这里给大家吹牛，我王国庆在藕花湾也不是一个吹牛的人。”王国庆的这番话，既实事求是，也在社员中耳目共睹。他的话说完，下面的社员开始议论起来开了。有的点头肯定；有的私下窃窃否定；有的人认为干部应该有所牺牲，应该有一种奉献精神，应该少拿一点；有的人认为，王国庆作为一个生产队长是称职的，9.5分自评低了。应该定为10分。王文治站起来开口说道。 “我是作为社员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我的工分不在生产队拿，但我与国庆也没有什么意见，我说的话总该公平的吧。国庆这几年带领大家，起早落夜地干活，搞农田建设。还有王云峰书记，他老婆孩子的土方，自己也来挑。这样的好干部，难道不应该拿满分吗？像我们生产队都是姓王的，远的不说，近的也在五代以内吧。我想不要为了几个工分大家闹得不开心。”王文治的话也合情合理。 生产队副队长也站出来说话，当然不是出于要拍王国庆的马屁，而是从实际王国庆的表现。王国庆不管在劳动方面，还是带队方面，都得到社员群众的肯定。王国庆最终在全队社员通过的情况下，评为10个工分。接着是会计、出纳、记工员、妇女队长作了自我评定。然后是普通社员自报家门。生产队里少部分好吃懒做的社员，自然干活不勤快，社员们都看在眼里。他们这群人也不敢将自己的工分报的太高。有的虽然到了全劳力，也只也报8分。即使这样的分数，也免强地被社员大会通过。 轮到项珍自报时，她只报了和原来一样7分。但这个分数在成年妇女也算是高的。项珍作为藕花湾的外姓人员中，虽然偶然也会受到王姓家族的歧视，但因为自己干活能干，连有些男人的活也抢着干。社员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她的口碑在生产队也不差，再加上周炳坤在大队与生产队的影响，在面子上也给予相当的照顾。 “我们生产队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与一个特殊的人也分不开。虽然他不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但他也是我们的一分子。这里我要表扬的是，项珍的家属周炳坤同志。他为大队办了许多我们办不到的事情。如农业生产资料。你们想，这里是不是也有项珍的一半功劳，所以我们为了鼓励，是不是可以为项珍增加一点工分。我提议给项珍评为8分，你们看怎么样？如果没有意见，大家拍手通过。”王国庆实事求是地对周家一家对生产队的贡献。生产队长这样一说，别人也没话可说，大家鼓掌起来。 项珍放下手中的活，也站了起来。 “谢谢大家，对我家的信任。我家作为一户外来户，多年来感谢你们的照顾，能接纳我们。我要谢谢大家，今天又把我评那么高的工分，我也感到难为情。以后还要仰仗大家。”项珍也谦虚地表了态。她的这番话，说到了这些姓王的心里。王姓家族以为他们真是这么做的，接纳了这家外来户。 生产队的会议一结束，有的人不敢当着王国庆讲，但私下里，议论开了。有的人认为别人比自己评的高，项珍对这个结果，也感到意外。她想自己能维持原来的工分已经不错。这次会议上却让她增加了一个工分。她的内心还是很开心。 回到家里，开始做中餐，三个女儿也络续回家。 “妈，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做饭？”亚珠问道。 “你们三个小祖宗，你以为我有空。我刚开好会回来。” “你也参加会议？”亚珠不相信，老妈能有什么机会参加会议呀。换老爸的话还让人相信。 “生产队会议。”项珍回答道。 “谁帮我灶口塞把火。”项珍开始要炒菜，上下无法兼顾。 “我来。”亚琴主动提了出来。 “原来是生产队会议呀，我还以为到大队开会呢。”亚珠听说是生产队会议也没什么兴趣听，就走出了灶间。 “真是，还小看这个会议。”项珍小声地说着大女儿。 “妈，是什么会议呀？” “我如果知道是评工分的会议，一定让你们请假参加。参加会议还有得记工分呢。”项珍看到其他社员的小孩子带到了会场，记工员也给他们记上了工分，所以才有这样的后悔。 “原来是评工分会议。也挺重要的，妈我们被评为几分？” “你们还是一样，2.5分。我加了一分。”项珍喜滋滋地说着。 “真的，那在女人里面你工分最高了，超过妇女队长了。”亚琴对生产队的工分也有所了解。 “和她拿得一样多了。”项珍自豪地说。 “妈，恐怕人家会有意见的。”亚琴猜测着。 “我想也会有的，人家是生产队干部，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社员。她在会上虽没有说，我想她一定有意见。可是这也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是生产队长王国庆提出来要给我加分的。” “既然是生产队长提出来的，那你不用担心，她有意见也没用。”亚琴说道。 灶口里的火烧得很旺，映红了亚琴的脸。项珍的脸也在火光的反射下，显得格外的精神。或许人逢喜事精神爽。 自从荷叶大队被作为典型在三级干部会上确定后。王云峰的额外工作格外多。除了在家里要接待来自各地的参观队外，还要被请出去介绍经验。1975年九月党中央决定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召集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提出了要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号召。于是一场新的轰轰烈烈学习大寨的运动在全国推广。 周家三姐妹过了75年的暑假后，大姐开始去县里的五七中学上初一。这也是周炳坤托了人弄进去的。 亚琴与亚玲也升了一级。亚琴上了过度班，亚玲也上了四年级。亚琴只能与小妹一起上学。而阮鹏也一样，依然在荷叶大队小学上学。一进入六年级，课程难了许多。特别数学有了代数，对于这些亚琴有些难于对付。好在有阮鹏定期为她补习，她还可以跟上。时期还是过得飞快，这样又一个学期过去。转眼进入一个特殊的年份，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1976年。 1976年刚过，一件重大的事情轰动全国。敬爱的周总理在一月八日去世。不仅惊动了全国人民，也惊动了世界人民。紧接着就是五四天安门事件，北京的爱国人士自发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总理，引发了当时的天安门事件。因为‘四人帮’的干扰，悼念周总理的追悼会，没有在全国轰轰烈烈的举行。有些单位只能偷偷地设了灵堂进行悼念活动。荷叶小学，也只是象征性地，让几个学生，在胸口戴了一朵纸质小白花。1976年亚琴住在大伯家的爷爷脑出血意外病故。她不仅戴了黑臂章，胸口也戴了小白花。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