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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主要是受一部书的影响，就是明代人罗贯中写的、被誉为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虽然这本书参照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但是也饱含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在这本书中，基于“拥刘反操”，宣扬封建“正统”的思想立场，罗贯中把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反面形象。由于这本书通俗易懂，情节生动，所以流传很快，结果曹操的这一形象也就被迅速传播。《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此时曹操已一千多年，可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躺枪”。 真实的曹操绝不是这个样子。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曾历数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等风流人物，并没有提到曹操，但这只是因为曹操的“职务”较低，并不是曹操在毛泽东心目中分量不够重。其实，毛泽东曾多次对曹操做过很高的评价，甚至还说过“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的”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写过这样的书法手迹：“天下英雄，惟史君与操耳。”他经常吟咏曹操的诗，他手书过曹操的《龟虽寿》，在他自己写的诗中，也提到过“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 曹操在百姓眼中是一个大奸臣，这对具有爱国传统的国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是最为百姓诟病的一点。那么曹操到底有没有“不臣之心”、“不逊之志”呢？我们可以透过他的两篇文章来认识一下心灵深处的曹操。 一篇是《让县自明本志令》，全文如下：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 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本文写于建安十五年(210)，时年曹操五十六岁。本文是反映曹操思想发展过程和人生主要经历的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重要文章，可以看作是曹操的政治宣言书和个人简历表，是后人认识曹操、了解曹操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此时，他已彻底打败袁绍集团，北方基本统一，政权逐渐巩固，曹操的下一步目标是统一全国。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其主要困难就是南方孙权、刘备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他们除在军事上联盟抗曹外，在政治上则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就是自己阵营内部，部分拥汉派人士，也对曹操心存疑虑，颇有微词。还有一点，就是曹操不久前（208年）遭遇了赤壁之败的重创，在这种形势下，曹操为了反对政敌的攻击，安定部下人心发布了这篇令文，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机，表明自己的本志，反击了朝野谤议。 文中曹操叙述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概述了统一中国北部的战争历程。 文中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只是怕被别人说愚笨，所以想当个一官半职，向别人证明自己还行。这应该是曹操的一句谦辞。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家出现动荡，爆发了黄巾起义。自己被任命为军队的一个小官，值此国家用人之际就开始打算为国效力，平定叛乱，但这时的志向仍然不过是能做个将军，封个侯爵而已。为了证明自己当时志向不大，曹操特别指出讨董卓时，自己有意减少军队的数量。言外之意就是，我要是真有不臣之心，就会趁机多招兵马，扩大自己的实力。董卓之乱平息后，各地的军阀又开始蠢蠢欲动，国家仍不安定，我就又开始到处平定这些有不臣之心的地方势力，讨袁术、破袁绍、定刘表…… 总之，我的行动和志向是随着朝廷的需要和国家的形势而变化的，我做这些都不是为自己。再到后来，自己作了丞相，大大超出了最初的愿望，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反复表明了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 文中曹操言道：“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既是对自己功劳的肯定，又是给自己的准确定位，何等自信，何等有气魄。从事实上来看，曹操在当时的北方也确实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功不可没。此前，曹操曾经两次拒绝地方豪强势力阴谋作乱的行为。一次是中平五年(188),冀州刺史王芬勾结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欲废除灵帝，曾联络曹操，被拒绝；另一次是初平元年（190），袁绍与冀州刺史韩馥借讨董卓之机拉拢曹操另立朝廷，也被曹操严辞拒绝。曹操为此还写了文章——《答袁绍》 当时的袁绍，地广、兵多，是最大的地方割据势力。袁绍自己也感觉不错，觉得自己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而这时的曹操才刚刚起步，兵马少，官职小，按理说应该先抱住一棵大树，找一个靠山。但是曹操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袁绍。在《答袁绍》中，曹操指出之所以这次讨伐董卓能够聚集起如此多的兵马，是因为这是正义的战争，“此以义动故也”。在曹操看来，讨董卓，救皇帝是正义的，而袁绍的作法是不得人心的，必然要失败。于是曹操义无反顾地决定：“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另立皇帝吧，我自己向西去讨董卓，救献帝。 就在本文中曹操明确指出阻止了袁术的“不逊”行为——袁术想称帝。从文中说法来看是袁术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在此曹操还顺便说了一句“两妇预争为皇后”，好像是在介绍情况，轻描淡写，实际上是挺“阴险”地在爆料，让人知道了袁绍的“治家”本领。家都治不好，何谈治国？文中说袁绍最终没敢称帝，就是因为有曹操在，“曹公尚在，未可也”。 表明忠心的同时，曹操又直截了当地说出、大大方方地承认不会让出兵权，毫不扭捏造作，虚言矫情。为什么？“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就是说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利益哪方面来说都不能这样做。 一旦交出兵权，谁能保证我不会被人谋害？肯定没有人傻乎乎的站出来担保，那是自找倒霉。更重要是我一旦出事，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现在的政权会被推倒。所以让出兵权是不可能的。理由实实在在，又堂堂正正。一个“虚名”与“实祸”的选择反映了曹操的直率，透出了曹操的“法家”思想之重，若是腐儒就可能会选“实祸”。曹操没有讲一些空洞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由此看出曹操很坦白，因为坦白而更加真实、可信。 为了进一步取信于天下人，减少一些敌对势用来制造文章的借口，也是为了获取世人的好口碑，进而改变一下对自己不利的社会舆论曹操提出要学习介之推和申包胥不受封赏的高风亮节，辞爵位，让封地。 其实，这已不是曹操第一次上书辞让封赏。在《曹操集》中录有数次曹操辞让封地，辞让官爵的奏章。如《上书让封》、《上书让费亭侯》、《上书让增封武平侯》等等。在封建年代，爵位一般来说分为五等：公、候、伯、子、男。侯爵仅次于公爵，是“职称”中的第二高，许多人奋斗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弄到。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对此就念念不忘，可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以偿，空留下个“李广难封”典故给后世。由此也可看出曹操绝非鼠目寸光、求田问舍的守财奴之辈，曹操雄才大略，志存高远，“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单就文章来说，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不错。从文章的文笔方面来说，我认为并不逊色于诸葛亮的《出师表》。“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写得铿锵有力，工整简练；“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世”、“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写得很有感染力，不是与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相似吗？从文中语气来看也还不为居功自傲，“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文章写得声情并茂，很坦诚，有说服力，也很有气势。在表明自己没有“不逊之志”的同时又表明了自己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平定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充满豪气，表现出政治家的非凡气度和胆识。我认为文中所言是曹操当时的真实想法，文中的表白是可信的。 下面再结合曹操的身世，及曹操为官以来的所作所为，进一步来论证这一点。 由于出身并不是很好，曹操对声誉很敏感。众所周知，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曹操是宦官曹腾的孙子，被深深地烙上宦官之后的印记。 曹腾作为皇帝身边深受皇帝宠信的近臣，还并不是为非作歹之人。据司马彪《续汉书》记载：“（嵩）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桓帝即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显，封费亭侯。”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曹腾在宫中三十多年，服侍四代皇帝（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桓帝）一直是个正面形象，能够进忠言，推荐贤能的人才，始终受皇帝信任，落得个“忠孝彰显”的高度评价，这在历朝历代的宦官之中是非常少有的，最终进爵封侯。再从家庭出身来说，曹腾也是善良忠厚之家的子弟。 还是《续汉书》中记载了关于曹腾的父亲曹节，也就是曹操曾祖父的这样一件事。曹节有一个邻居丢了一头猪，觉得曹节家里有一头很像，竟登门来要。按常理来说，这就有点欺负人。猪吧，长得都是猪头猪脑，很难区分，可是曹节也不与邻居争辩，就把猪给了这个邻居。没过几天，邻居家跑丢的那只猪自己溜达回来了，邻居感到很不好意思，再次登门，送猪并赔礼道歉，曹节呢，还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言语，笑一笑收下拉倒，没有得理不饶人。从此乡里人都称赞曹节的忠厚。这样的人家，估计也是因为穷，才送孩子进宫当太监。曹腾在宫中能得到大家称赞，是否也与家风有关呢？由此看来曹节、曹腾人品都不错。就是曹操的生父曹嵩在《续汉书》中也有“质性敦慎，所在忠孝”的评价，所以说曹操出身忠孝世家不为过誉。 但是，当时的社会风俗十分注重门第观念，曹操的手下败将袁绍动不动就炫耀自己家庭背景“四世而三公”，骂曹操也是直指要害——“赘阉遗丑”，就是骂曹操是宦官养子传下来的丑类。曹操的父亲曹嵩，作为曹腾的养子，已经感到行事处处不便，他虽官至太尉，但那是花重金买来的，当时国家公开出售官职，他花的钱远远高出当时的市场价数倍，就是因为出身不好。那么，到了曹操这里情况如何？也没有多少好转，社会风气依然根深蒂固，曹操被举为孝廉，应该也是很废过一番功夫。面对如此形势，青年曹操恐怕也感到步履维艰，对前途不敢抱有太多幻想，所以说，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此其本志有限也”是可信的。 曹操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是什么态度呢？事实与资料表明，曹操颇不以为然。曹操在竭力改变世人对他存在着的成见。 当时的社会公议分“清流”和“浊流”两大派系，由于宦官集团从汉桓帝时开始把持朝政，到曹操出道的汉灵帝时已经愈演愈烈，社会对此深恶痛绝，宦官势力当然被列为“浊流”。二十岁时，曹操被举为孝廉，为官不久，就用木棒打死了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向宦官集团宣战。接着，曹操又在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上书为因为计划诛杀宦官失败，而被大宦官曹节等杀害的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鸣冤。 由于家庭背景不为人称道，没有多少可依赖的资本，所以曹操为官之初非常注意形象，忠君爱民，打击豪强，移风易俗，确实是一个清正有为的好官，颇为当时的官场所赞誉和器重。“乱世出英雄”，曹操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凭着自己的努力，加上机遇，曹操从一个小官僚，一步步走到丞相，魏公，直至魏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曹操为官清正，不畏豪强，不在奸臣之列，应该说曹操这时的态度是真诚的，《让》文中言无“不逊之志”是可信的。 但是，时位移人。随着职务的上升，权利越来越大，曹操的“本志”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在距曹操写下《让县自明本志令》后的第三年，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迎来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不要受九锡、称魏公？！ 请看《让九锡表》，全文如下： 臣功小德薄，忝宠已过。进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锡大礼，臣所不称。惶悸征营，心如炎灼。归情写实，冀蒙听省。不悟陛下复诏褒诱，喻以伊、周，未见哀许。臣闻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处位，计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损无从。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过谬，其谓臣何？(《艺文类聚》) 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被迫封曹操为魏国公，赐九锡。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此文是曹操例行公事的谦让，走过场；虽然说曹操最终还是在众多的谴责和疑虑中当上了魏王，但是从文中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曹操内心的矛盾，曹操内心很纠结。一句“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过谬，其谓臣何”透了曹操的底，曹操此时不是一味地谦虚，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不该受此殊荣。曹操想到的是我这样做人们将会怎样评价我，怎样议论我？曹操作为文学大家，他的学识绝不是凭空出现，他饱读儒学经典，虽不会完全受儒学思想控制，但儒家“忠孝”、“礼义廉耻”的说教对他肯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曹操从为官伊始一直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爱惜名誉。现在怎么办？我想曹操此时一定在“其谓臣何”这个问题上颇伤脑筋，毕竟《让县自明本志令》墨迹犹在。我认为还是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说得比较对：“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曹操能耐大，功劳大，对汉室天下要说一点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再说，当时有不逊之志、觊觎之心的人何止一个？首先第一个吃螃蟹的袁术，志大才疏、优柔寡断的袁绍，甚至被曹操讥讽为蠢猪似的刘表，不都在跃跃欲试？刘备、孙权更不用说。 但是，直至去世，曹操也没有废掉汉朝皇帝，他的心里一定有激烈的斗争，起码曹操比袁术要面子。其实，从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来看，曹操早一点取汉而代之，不见得就是坏事。有汉一代历经几百年，走到东汉末年已经腐朽透顶，病入膏肓。皇帝昏庸，宦官当权，政治上一片乌烟瘴气，甚至到了政府明码标价卖官鬻爵的地步。经济上更别提了，都人吃人了，还说什么！最荒唐的是汉灵帝刘宏，他不理朝政，在后宫中设立集市，让宫女太监当小商小贩，自己也打扮成商人在其间饮酒游乐。灵帝竟然给狗戴上官员的帽子，逗着玩。一高兴，就自己赶着驴车到处闲逛，文武大臣争相效仿，致使京城驴价骤然暴涨。 《续汉书》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驴者，乃负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驾之乎！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意思是说，驴是山野村夫干活使用的，哪有皇帝、大臣赶驴车的。这好像是天意在告诉人们国家就要大乱了，贤人和蠢才的位置颠倒了，执政者都是和驴一样的人。“凡执政者皆如驴也”这话说得解气！看来是写史书的人真气急眼了。就是在这些天命神授的皇帝的折腾下，东汉社会战乱不断，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这样的政权存之何益！ 有人说，曹操如果再晚死几年，会代汉自立，你信吗？ 曹操内心很纠结。 赞 (散文编辑：可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