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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是水稻分蘖的季节。车子在红砖路上平稳的行驶。 车内就我们三个人，开车的是富农水稻标准化生产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白景元先生，后排坐的是水稻专家张敬轩老先生。肇源东部有18处地块是合作社的种植基地，从肇源镇的东郊村到三站镇的红兴村，沿江分布，每到一处我们都要停下车来，记录水稻的长势情况，水质变化情况。有时张老还要向农民讲解一些有关种植方面的小常识。白理事长是我的朋友，这次也是被他邀请，体验一次与农民的零距离。 车子从孙秀屯出发，走了一段柏油路就上了乡村砖道，一路上白理事长讲着他如何开办的米业，又是如何想起兴办合作社的事，言里言外表露出他与农民之间的感情。“咱办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咱怎样把好事办好，让农民真正受益。”这是他一再讲的话。张老讲的是这块稻田与那块稻田有什么不同，谁管理的好谁管理的不好之类的话。我则把思绪搭在了车窗外，随着飞奔的车体，感受着从万顷稻浪中吹过来的股股带着泥土味的风情。 我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确切的讲我就出生在五撮房屯，到了8岁才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搬进城里的。当时父亲还为五撮房写了两句打油诗，叫“东郭西李，两边（陈）沉，中间（纪）挤。”这是五撮房最初的五家姓氏。西李就是我外祖父家。我家是外迁到这里来的，算是第六户人家了。祖父的家境很贫寒，父亲是家中的长子，上学，升学，参加工作，没能帮上家中一点，祖父反倒被他所累。母亲是在父亲上大学期间结的婚，帮着祖父一起供父亲完成学业的。祖父没能享受到父亲的回报就病故了。家里的劳力就剩下母亲一个人。我们姐弟五个又相继出生、长大，靠父亲每月的一点点工资是养活不了我们一大家子的。家里的粮食经常不够吃，母亲就带着我们捡粮食。我现在还记得，我一手扯着母亲的衣襟一手提着柳条筐捡庄家的情景。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曾留下过母亲那坚强的身影还有我弱小的足迹。所以，我对这里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现在的五撮房是老虎背村的一个自然屯，名还是那个名，但早已不只是五六户人家了，屯子里红砖蓝瓦的房舍随处可见，一条用无数个“人”字铺就的红砖路在村头几棵密匝的大杨树的护送下，向村外走去…… 我们一路走过的村屯大多是我童年记忆力的名字，如韩家粉坊、赵光武、老虎背、五撮房等，无论到哪一处都让我产生一种人性里特有的亲切感，这些村落里居住着我童年的伙伴，虽童颜已改，但骨子里独有的那份情意是语言所道不尽的。 时间已是中午，我们只看完七块合作社用有机肥种植的稻田，稻苗高度、分蘖数、根须长等张老都一一登记在检验表上。 在赵广德屯我们遇见了一位40多岁正在给稻田放水的妇女，那清亮亮的水从水道中撒着欢地向稻田里跑，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挂着丰收似的喜庆，“我家的水稻和别人家的比就是叶宽、苗壮、叉子多，用有机肥就是好啊……”正说的热闹，一位骑摩拖车的男子过来喊道“喜莲！快回家做饭，让白大哥他们在咱家吃午饭。”“喜莲！？”这两个字怎么这么熟悉，这么亲切，莫非就是三十年前手拿着饼干满教室炫耀，别的同学要他就脖子一歪说“就不给”的那个赵喜莲？ “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白理事长就想和家人说话一样催促喜莲。喜莲嘴里说着“行行行”就急三火四地走了。 让喜莲回去做饭的是喜莲的丈夫赵阳，和白理事长早已是朋友了，家里的生活条件很不错，砖瓦房不说，运输的农用汽车、水耙轮、打稻机等也是一应俱全。大大的前园子种满了各种蔬菜，黄瓜已爬满架了。喜莲挑个大的摘了几根，说要做鸡蛋瓜片；后园子则不同，东侧是猪舍，十几头大白猪伸直了腰睡着；西侧是半露天的鸡舍，上百只红毛鸡“咯咯”地叫着，把个沙场叠满了“个”字。 喜莲正是我小学的同学，吃饭时我开玩笑地叫她“就不给”，他脸一红说“我就要”。我们都笑了，喜莲的婆婆笑得最欢“过去穷的有块饼干就算好吃的了，现在咱国家有钱了，共产党就把钱分给咱，种地不交税了，历朝历代也没有这好事啊……” “咱”，多么新潮的字眼，让我想到城里什么咱的品牌服装，咱自家的菜，一个“咱”字彼此拉近了，一个“咱”字你我没了距离。 再返回的途中，我才注意到白理事长也喜欢用“咱”，什么“咱合作社肯定能办好”，“咱解决了老百姓选种难、选肥难、卖粮难问题……”。 车子沿着红砖路从这村走向另一村，就像一根拖着红线的绣花针，把一座座村落像窜珍珠一样窜了起来，然后放在绿色的底子上，一幅画就绣完了。 那红砖绿瓦的村落，那绿色流光的稻田，那人字铺就的红砖路，呀！那是咱老百姓的。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