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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父亲念书少，他的学校生活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早上背语录，下午用马驮东西挣工分，初一就辍学。他十七岁时，响应了号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当了“国家矿工”，一干就是十七年，矿工生涯锤炼出他坚毅而豪放的品格。父亲还久不久说他又梦到矿区生活，他说他命硬，只被卷料机咬住了左手的中指，粉碎性压烂，定个几级残废的工伤就没有什么大碍了。 十七年的矿工生活磨炼出父亲超出常人的体力，据说每年探亲在老家，村寨上有夯土坯墙的，父亲从不吝惜自己的体力，主动前去帮忙，他说人的体力留着也白留，又不是什么银行里的存款，还不如多用用它。三丈高一尺宽的土墙上，常见他在上面舞动夯板，动作娴熟，村里人给他起个绰号叫“枝头鸟”，大约是艺高人胆大吧。父亲常在我们欢聚一堂时喜欢侧身看看我老家的几间土坯房的泥墙，颇为得意地讲他请假十五天就把它们夯筑起来。他说他的饭量大得惊人，我们兄弟三人现在的一顿饭量肯定比他当时一顿的还少，笑说说饭量不大的男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小弟总是笑他落后，说什么时候了还比吃饭比力气。这时父亲总是半醉半醒地用鄙薄的眼神回应小弟的无知与幼稚，好象是将军的功勋被亵渎一样的不爽，于是喃喃自语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之类的话来，脸上布满难以言说的悲哀神色。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奉行“无为”的策略。他从不认为读书有多么重要，所以从不关心我们考试成绩如何，他常说人生只要不入牢门和医院住院部，做什么都行，快乐就好。在我记忆中，父亲好像没有买过一本书，但只要我想买书，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同意了，人们不解我父亲的教育方式，认为他“放养”了自己的小孩，我可不这样的认为。表面上我的两个弟弟，初中时就逃兵似的辍学回家，但他们乐观、大方、开朗、乐于助人，先后成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现在都有一些手艺，父亲常以他们为傲。我常沉默不语，像牙膏，挤一下出一点，不善与人沟通，父亲对我的性格颇有微辞，他最放心不下的人是他的长子——我。他十七岁开始工作，他的各种奖状零乱地堆在一个纸箱里，家里的开销都由他一个人提供，他还是我们村里唯一到过天安门亲眼见过毛主席的人！ 一九八六年，父亲为了照看病重的爷爷调回我们镇里工作。父亲从始结束了他的矿工生活，他不介意工人的职位，把转干的指标让给别人。他住的单位房每逢赶集天时，都变得热闹非凡。满屋子都有我认识或不识的父老乡亲，他们出入寄存东西，有猪饲料，有尿素化肥，有新买的犁耙工具，有小狗小猫小猪小鸡，总之，人货混杂，杂声四起，住屋俨然成了我们村里人的小“香港”。二00一年遇到单位体制改革，父亲被分流，成为一名干事员，二00五年退休，只有一只用了十九年的衣柜和一些工作服与他相伴返回乡村的老家，除了按月领到的一千多元工资，没有一分存款。父亲兑现自已的诺言，退休后帮母亲上山放牛，家中不论犁田耙地，给果树除草还是养猪，父亲都抢着做，怕家里人做不好似的。近十年来我都在远离老家的山外世界里求学和工作，但每次返回老家，我都沾着父亲的光，村民们盛情邀我去作客，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我父亲乐于助人的零碎故事，但父亲从不提起他的这些故事。 父亲住院了，我陪了他二十天，与父亲谈了好多话，说了我的未来设想和困惑，我告诉他，我顺利通过研究生考试，被一所师范院校录取，通知书刚到，国家公费。询问父亲我到底去不去念书，父亲想了一下，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路子，男子汉志在四方，至于他的身体，会逐渐恢复的。如果真的瘫痪了，我不去念书也是无济于事，再说家里还有两个弟可以照顾。得到了父亲给我的定心丸，我毅然向领导递交辞职书，赶往省城的大学报到。 现在，父亲早已出院了，在遥远的乡下老家休养，身体恢复较好，不仅生活可以自理，而且还能做饭喂猪等操持家务；我也顺利读研毕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久不久拨通他的电话，听听他在几百公里外传来的声音。父亲出生在丰腴的大山里，他在那里花掉了十七个春秋，又在外地大山的矿区里耗掉了十七年年头，然后又回到那山脚下的镇上当了十七年的税收人员，现在又回到曾经养育过他的大山里生活，都说梅开二度，那大山应再给父亲两个十七年吧，如此，那我将是幸福的人。 父亲一辈子与山结下不解之缘，他曾离开过老家的大山，但却陷入了外面大山的更深处，学得了大山的坚毅品格，绚放出自己美丽的人生。慢慢体味，大山无语，滋长万物，我现在终于找到了父爱的真谛——父爱如山！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